新北洋遭警示(怎么去理解股票这个东西)
专栏
2024-02-03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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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新北洋遭警示，怎么去理解股票这个东西？
-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有胜利的可能性吗？
- 古人往往喜欢把读书人视作迂腐无用的化身？
- 为什么泾河龙王改了下雨的时辰和数量就要被杀？
- 每条平均只有一两万阅读？
- 如何评价曾国藩？
- 老祖宗为什么说穷不走水？
新北洋遭警示，怎么去理解股票这个东西？
股票最通俗来说就是公司的所有权。
证券在我国属于“舶来品”，最早出现的股票是外商股票，最早出现的证券交易机构也是由外商开办的“上海股份公所”和“上海众业公所”。上市证券主要是外国公司股票和债券。1872年设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交易所法》推动了证券交易所的建立。1917年北洋政府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证券经营业务。1918年夏天成立的北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得到批准成立，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的证券交易所。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初，若干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了多种多样的股份制尝试，出现股票这一“新生事物”。这一时期股票一般按面值发行，大部分实行保本保息分红、到期偿还，具有一定债券的特性（极羡慕）；发行对象多为内部职工和地方公众；发行方式多为自办发行，没有承销商。1981年7月，我国改变“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重启国债发行。1987年9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uploads/title/20231105/65471895c1573.jpg/uploads/title/20231105/65471895c1573.jpg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并且在90年代初期形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格局。
怎么理解股票，更多的是要理解股票的波动。
股票波动的原因不外乎是：
1、业绩驱动，公司有了良好的业绩，所以就有公司股价的上涨，比如贵州茅台，每年净利润增长20~30%，关键是稳定，所以股价就一直在涨。
2、消息驱动，因为股市的价格反应目前这个股票所关联的所有信息，所以他会被市场消息影响。比如今天京东数科（京东金融）向科创板提交上市申报材料，马上引起了京东金融题材的个股暴涨，因为市场预期随着京东数科上市，这些投资公司、关联公司会受益。
在市场上专门有人做题材概念股的，概念比较强的时候赚钱效应也比较强，比如海南、雄安等等。
3、资金推动，股票的定价权来自于多头多头博弈的结果，你可以看到，长期不动的公司，也没什么资金关注，而短期暴涨的公司，资金总是非常充裕，流动性非常好。就像从小被老师照顾的学生都成了好学生，老师最不愿意打交道的学生都成了差生一样，主流资金的关注关照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特力A在短期走出暴涨行情的时候，可以看到当时的资金交易也是非常活跃的，虽然是个别游资大佬操盘的手笔，但是还是吸引了大量资金的参与，最后形成了短期强势的格局。
说了那么多，要想股票赚钱，就买资金愿意推动他涨的，基本面好的或者有题材的个股，照着这条线走，想不赚钱都难。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有胜利的可能性吗？
甲午中日战争在当时的背景环境，清政府几乎不可能胜利。
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也惊醒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国人，这场战争的失败与满清的海洋意识有很大关系，中国虽是海洋大国，清朝却一直视大海为厄域，西方殖民强国就是从海洋来到中国，并给清王朝带来多次灾难和伤害。
欧洲人的大海情结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罗马、希腊都是濒临地中海的国家，都从海路进攻对手成为强国。自那时起欧洲人就和大海结下不解之缘，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除了应付游牧民族入侵外，还得与海上的北欧维京人抗衡。直到中世纪，奥斯曼帝国堵塞了欧洲通往亚洲的陆地交通，于是欧洲人大力发展海军、海洋事业。
而中国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且面对第一大洋太平洋，但由于太平洋过于辽阔，在那时根本无法逾越。太平洋上与中国隔海相望的琉球、菲律宾等对中国敬意多于敌意(日本除外)，所以中国敌人很少来自海上(倭寇除外)。正因如此，中国人才把眼光转向内陆，目不转睛地盯着黄色的土地。
故而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民族。”慈禧建颐和园，不敢挪用治理黄河的钱，不敢用救灾款，不敢扣旗人的生活费，却偏偏拿办海军的钱下手，原因就在于中国海洋意识淡漠。对海洋都不重视怎么可能打赢海战呢？整个甲午海战清国除鱼雷艇外竞连一艘日舰也没击沉，真是海战史上的奇耻大辱。
其实慈禧如果把修颐和园的钱用于办海军，还是能成功的，张荫麟在《甲午战前的中国海军》中说慈禧挪用两三千万两白银修园子，而“定远”舰、“镇远”舰总计不到340万两，整个北洋舰队造价才1000多万两白银，可见慈禧挪用的钱够造两个北洋水师。李鸿章说：“如果海军经费拨到位，那么不出十年全世界海洋都会有大清水师的炮舰，何至惨败？甲午之败不该赖我呀！”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中国成了列强消遣的玩具，因为她一直在思想上蔑视海军，所以她难以维持国内秩序和抵御外侮。”英国沃尔特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最后就控制了世界本身。”俄国彼得大帝说：“凡是仅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算有一只手，唯有同时兼有海军才能双手俱全。”
美国总统肯尼迪说：“控制海洋意味着安全，控制海洋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意味着胜利，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说：“如果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挨打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如果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什么时候都可能挨打。”由此可见海军的重要性。
篡改梁启超的一段话就能说明当时的情势：海军强则国强，海军进步则国进步，海军自由则国自由，海军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海军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清王朝海洋意识的淡泊，对海洋防卫和权益的漠视，因为经费短缺，北洋舰队武备多年不修正，不维护，不补充弹药，更别说添置新舰了，北洋水师从领先于日本联合舰队到全军覆没，战败所带来的后果和深重影响，甚至于清王朝统治者都未曾想到。
古人往往喜欢把读书人视作迂腐无用的化身？
首先，对于这种说法，个人觉得还有待商榷，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读书人在每个时代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他们掌握着知识，科学，知识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潜在动力，“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又岂能轻视读书人呢？
当然产生这种说法也有它的理由，毕竟我们中国历史悠久，读书人更是太多了，形形色色，有在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的，也有默默无闻，当然不乏弱不禁风的前辈存在。
因为个人原因，对明朝历史格外喜爱，同时也正是因为明朝历史丰富多彩，这里我就主要取明朝读书人为例，为读书人正名，为知识立碑—时代丰碑！
首先，造成这种错误的说法，或者说是错觉的，正是因为我们中华文化太过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灿烂的文明不能不让后人花费经历学习。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华大地上的读书人就已经是谈经论典，坐而论道，不亦乐乎。科举制度形成之后，读书更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也成了寒门子弟最好的出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多少人为了功名不辞须发花白仍进京赶考，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就难免如影视剧里的描绘，弱不禁风的臣子，矗立于大堂之上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与一旁的带甲士兵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由于科举考试的不易，可谓是十年寒窗苦读，还不一定熬的惊鸿一瞥。即使一生没能博得功名，但书中吸收的“养分”已经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如同现今，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有时候会发现，自己还不如同龄中学毕业的人，在职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就是经验，读书人的经验来自已经定型的书本，而没读书少的人，因为进入社会早，一切经验都来自实践，孰强孰弱自然分明。
同时呢，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新思想与旧思想激烈碰撞。不曾有的报社出现了，曾经只有读书人才能接触到的时代讯息，变得更加容易，报纸随处见，刊物满天飞。思想碰撞，还有看的见的肉体碰撞，一贯听话的读书人，变得敢于走上街头，甚至万人面前高谈阔论，更不乏为了民族国家，投笔从戎。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当然光芒四射，而那些已经，或者即将谢幕的读书人，自然变成了腐朽，没落。守旧的读书人，还有那生涩难懂的四书五经。
为什么泾河龙王改了下雨的时辰和数量就要被杀？
原著党答一波。强调一下，按天条，泾河龙王本该魂飞魄散，只是被斩首其实是便宜他了。而按封神原著，哪吒故事中，四海龙王从头到尾都极其有风度，压根就没大兴云雨、带一天之怒，所以也无从惩罚。水淹陈塘关的情节，最先大概出自《哪吒闹海》，属于封神衍生或改编作品。
一、压根就没什么阴谋论首先开宗明义，没阴谋论什么事，也不需要脑补什么见不得光的黑暗操作：
泾河龙王为何被杀？原因在于他真的改了下雨时辰和雨量，按天条这本来就是问斩的大罪；
四海龙王为何能全身而退？原因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水淹陈塘关，既然没犯天条，那惩罚也就无从说起。
我们现在常用成语有一个叫金科玉律，指的是不可更改的法律条文或规则制度。据考这个词本来出自《太上老君金口科玉条正律》（下简称《金科玉律》），金科、玉律即指天条。另有《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下简称《女青天律》）、《玄都律文》等，都是道教比较出名的治理鬼、神、仙的法律。老子为道门首仙，所以这三部律法都借他之名，玄都即玄都紫府，封神中老子住在玄都洞八景宫，所以也是指代老君。
《金科玉律》没找到正文。《玄都律文》今存一卷，8000余字，分虚无善恶律、戒颂律、百药律、百病律、制度律、章表律，皆未及于鬼神，所以泾河老龙和四海龙王暂时都没法判。据说此书本有二十五卷，估算大概有20万字左右，问题是现在找不到全本。
本篇讲讲《女青天律》，分为两卷，摘录自《道法会元》卷251~252，共6000多字。
本律对于正神、土地、灶神、门丞户尉、人死鬼、邪神、山神、井神、厕神、六畜神、精怪、山魈木客、水司官、龙王、天曹案吏、堰堤神、苗稼神、树木神、碓硙神、守尸神、吊丧神、雷神、风部官、雨司（251卷）；神吏符使、生民、仙官、法官（252卷）都作了相当的规范和约束。
论刑律，则分为杖（杖刑）、徒（苦力）、遣（降职）、流（流放）、针决（扎针，可能会降低修为）、处斩、分形（魂飞魄散），另有四种不常出现的刑罚，为万死万生、贬下界、灌铁丸、法外苦楚（私刑）。
二、分形大罪西游中的泾河老龙接旨是“敕命八河总，驱雷掣电行；明朝施雨泽，普济长安城”，可见他乃八河总管，负责辖界驱雷掣电、施雨泽之职。但相比拥有四大部洲的西游世界来说，八河地界毕竟还是太小，所以泾河龙王不能算是天条中的第一等正神，适合他的只能是水司官、龙王、雷神、雨师等四部惩罚条款。
那么他犯了什么罪呢？
袁守诚说他“违了玉帝敕旨，改了时辰，克了点数”，这不是两条罪，而是三条，无一条不要命。
按《女青天律》，水司官：
诸水司官遇阳界天旱而人民往所在取水，意欲起龙者，仰即时具所乞因依，申上取旨。或不申而妄起雨龙者，处斩。或违而不申者，针决。或申而未得敕者先具雨龙者，处斩。或得敕旨而违时者，分形。人间天旱，水司官要下雨，要禀告天庭取得圣旨，无旨降雨，斩；违而不申，针决；圣旨未下先降雨者，斩；得旨而不奉旨施行，分形。
龙王犯罪，准水司官律：
诸龙王不得所系之司指挥，妄乱出游，及行云兴雨者，处斩。诸龙王承指挥行云兴雨而违时候，处斩。龙王不听直属上司指挥，随便出游、妄兴云雨，斩；得到直属上司降雨指示而不按时、候，斩。
雷神：
诸雷神不听雷霆司差使者，杖一百。故意，处斩。诸雷神被法官差於某年月日震动几声以为报应，及至某年月日时而不震动或震动而声数不依牒内坐说，或震动声数虽敷而不依时之类者，徒九年。故意违者，仰法官差神吏追取，重作遣。第一句不用翻译。第二句，雷神不听法官（有五雷正法的道士，或天庭派来的宣旨官）指示，不按时、候打雷，或雷声数不依文牒，或震动声足但违了时、候，做苦力九年。故意违反的，降职。
这一条袁守诚没说，证明要么这是小罪，要么泾河龙王并没违反，当然违犯了也罪不至死。
雨师：
诸雨师久不承敕命而天旱，法官有追召放雨者，须得往所管系诸司取禀，方得放雨。违者，针决充替。及不取禀而行雨，及承受文牒而不起，故意违戾者，分形。这个很明显了，雨师没有得旨，人间天旱，道士追召下雨，雨师要往上级禀报才能降雨。不禀报的话，针决并且充军；未得吩咐而下雨，或得到行雨文牒不动弹，故意违戾，皆分形。
由上可知，神仙也并不都是绝对自由自在、百事不管的，而是类似人间朝廷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及律法，违法者要承受与凡人一样的惩罚，轻者杖刑，重者魂飞魄散。相比凡人，他们也许就是寿命长些、神通大些、见识过的奇迹多些罢了。
泾河龙王胆大包天，居然敢改行雨时辰、克扣降雨点数，这是违时或违戾，轻者斩首、重者分形；抗旨不遵，重者也是分形。三罪并罚取其重，泾河龙王本该魂飞魄散，天庭只判它斩龙台上一刀，被杀后还能去找李世民麻烦，可见他神魂不灭，简直就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作不死。
三、水淹陈塘，没有的事再看看四海龙王水淹陈塘这件事。
按原著
封神中也有天庭、玉帝在其位，按原著，哪吒打死巡海夜叉时，敖光说他是灵霄宝殿御笔钦点之人；敖丙被打死后敖光去李靖府上问罪，也亲口说出了玉帝之名；其后又从李靖和太乙真人之口两次说出了玉帝之名。至于天庭，哪吒在南天门外痛打敖光、南极仙翁去瑶池借聚仙旗，两次都有写到，看过原著的都知道，这点不必争论了。
有天庭，就有天条，而龙王又确是玉帝属下，自该受天条监督管辖。
问题就在于，原著中四海龙王根本就没水淹过陈塘关。请看原著，太乙真人只说：
哪吒，你快去！四海龙君奏准玉帝，来拿你父母了。哪吒回府，也“只见帅府前人声扰攘”，并无百姓哭爹喊娘洪水逃生的描写。哪吒剔骨削肉后，龙王就放了李靖夫妇，回去缴旨去了。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哪吒固然死了，但他的义烈之举确实赢得了敖光相当程度上的尊敬，龙王说“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而非破口大骂、冷嘲热讽，已经表明了他的尊敬。龙族乃水中君王，是一方诸侯，谈吐及做事自有身份，岂会像现在的街霸火并一样？至于捉拿李靖，人家儿子都被抽了龙筋，难道还不许人家来奉旨抓人？而且捉了李靖夫妇而不杀，已经相当克制了。
所以原著中，四海龙王从头到尾都在照章办事：
哪吒洗澡时，龙族在水晶宫安分守己，好好的，天降祸事，夜叉和三太子先后被杀；
敖光先是和李靖理论，理论不成上天庭告状，状还没告上就挨了哪吒一顿胖揍；
捉拿李靖，那也是奉了旨的，不是乱拿人；
哪吒死后，龙族极为风度的退走，而且并没破坏哪吒遗体，并给予了相当的尊敬。
龙族表现得如此专业、克制而且体面，且从头到尾没有犯天条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还是受害者，“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打又打不过，家长去理论还被熊孩子打了，法律不保护这种弱者，难道保护哪吒？
按衍生作品
在动画片、影视作品、儿童读物等衍生作品中，龙族不再是受害者，而摇身一变成了施暴者。
这种改变大约滥觞于1979年上映的经典动画《哪吒闹海》，我没研究过。总之影片刚开始，龙族便开始肆虐淫雨、水淹百族，而且还踩了反派妖精最没逼格的“吃童男童女”的红线。李天飞先生曾吐槽，“宋代以后，只要是吃童男童女的，一定是神界底层low的神。”因为大抵从西门豹治邺、打击了河伯娶妇后，神界或妖界中，吃童男童女的反派就基本没有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事当真的，来看看龙族如此任意妄为该当何罪。
其实只适合龙王律的“诸龙王不得所系之司指挥，妄乱出游，及行云兴雨者，处斩”，全部处斩。
而不至于到分形的地步，抗旨不遵才会分形，他们又没得旨，自然也无从抗旨，分什么形？
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像西游中凤仙郡故事一样，陈塘关连降暴雨就是玉帝下的旨意。很简单，龙族这么乱搞早该被惩罚了，既然怙恶不悛而不被惩罚，就说明事有蹊跷。
既然如此，那就非但没罪，反而有功。
事情闹大了，最多被天帝来个请君入瓮。
引用资料：《女青天律》；
《玄都律文》；
《万万没想到，<西游记>可以这样读》。
我已经写了500来期封神，愿景是：十年光阴，千期篇幅。欢迎关注，共赏神话。
每条平均只有一两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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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曾国藩？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学者唐浩明开始研究曾国藩，首先是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并写了一些介绍评论曾国藩的重要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开始重新注意曾国藩，而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陶浩明在深入研究曾国藩的同时，撰写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这一部名著问世后，在文化界和媒体方面掀起了关注曾国藩的热潮。当时，开放的文化政策，学术界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兴趣加大，加上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新探索等，使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三部曲得意热卖，并有掀起阅读曾国藩书籍的时尚读书风气。
自20世纪90年代到现代，曾国藩一直是人们很兴趣和关注的重要历史人物，极具个人魅力。曾国藩的特殊经历，以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一直引人关注。他起点不高，但却能取得清代文臣武将的最高成就，他超强的自律性以及杰出的文武才能，一直是被人们作为个人奋斗的成功榜样来看待的，曾国藩的经历就是一部十分生动的“成功学”典例，因而，时至今日，曾国藩仍备受推崇。
“曾氏三杰”
评价曾国藩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曾国藩的成败得失，主要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会读书，会做官曾国藩出生于普通耕读家庭，并非高官之后，就他自幼勤奋好学，6岁就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等，年轻是便养成了勤奋读书的习惯和打好了学问的基础。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进京准备来年的会试；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此时，他的学识和处事风格引起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赏识，成人穆的得意门生。朝考时，曾国藩列一等第三名，被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开始进入官场，应该说，曾国藩得到了穆彰阿的赏识，这是他初步进入官场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有了穆彰阿的教育和培养，曾国藩一方面可以将他的学识与官场的政治谋略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摸索官场的进取之道；另一方面，他得以在官场周旋开来，加强与朝中一些官员的紧密关系，积累官场的人脉资源。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曾国藩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此后，他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一个月之后，补授翰林院侍讲，只过了近四个月时间，他充文渊阁校理。之后，他又接连升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翰林院侍读，之后，任会试同考官，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转左庶子，不久，升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之后，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书科事务，过了不到一年，他被授礼部右侍郎，之后，分别署兵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步步升迁，可见，年轻时的曾国藩是很会做官的。
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靠三个因素：一是有名臣大官对曾国藩的支持，这包括他的老师、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大学士倭仁等，此外，他的挚友湖北巡抚胡林翼、徽宁道何桂珍等人互相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二是曾国藩本人的处事风格，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严格修身律己，坚持以德求官，以礼治为先，以忠诚谋政，因而，他能获得上司的赏识，并引起皇帝的注意；三是坚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的交友之道。他认为交友贵在有雅量，要能“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强调“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做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这三个因素很重要，第一个因素使曾国藩在官场有靠山，有支持者，能得到提拔；第二个因素表明曾国藩会办事，勤办事，低调办事，而且，有能力把事办好，具备晋升的个人素质；第三个因素使积累了很好的人脉资源，待人有雅量，真诚待人，不贪别人之利，自然让人喜欢与其交往，而有人脉，升迁就能减少阻力。
曾国藩
第二，善严格自律，并能持之以恒梁启超对曾国藩有极高的评价，他：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正文正公嘉言钞》）
从刘启超的评价中，不难看出，曾国藩在当时的贤杰中，属于比较钝拙的，而正是由于他特别善于自律，并能持之以恒，因而能成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杰出代表，他勤奋、刚毅、诚心、坚韧、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富有人格魅力，所以能成就大事业。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能严格自律和持之以恒，这与他的理学修养有密切关系。
曾国藩二十多岁时发现自己不够自律，在与一些文友交流时，开始学自律，并拜理学大师唐鉴为师。唐鉴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教会了曾国藩修心养静的功夫。在唐鉴的指导下，曾国藩开始学静坐养心的修养方式。此外，曾国藩还向他的师兄倭仁学习日记，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令人惊奇的是，曾国藩不仅坚持静坐和写日记，而且，他在自律方面还做得更多，他给自己定下了十二条规矩，称为“日课十二条”：
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写日记，日知其所无。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将“主敬”放在第一位，这是依照理学的精神来做的，理学的精髓在于能执“敬”，这是所有自律行为的根本理念，也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一条。
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传到清代，虽过了鼎盛时期，但依然很有影响，曾国藩在其政治、军事实践中，已经看到了理学的狭隘性和心学“偏于静”的局限，因而他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皆是采取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的态度，既重视修养方面的“静”又在事功方面强调勇猛精进，勇于创新。
曾国藩还以张载的“气学”来弥补理学、心学的局限性，赞扬说：“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在某种意义上，曾国藩静坐养心，其实是在“养气”，他认为：“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他想靠静坐修养、主静养气来达到圣人的境界。
理学修养使曾国藩能严格自律，持之以恒，能克制欲望，抑制贪婪，以清静心态来对待权利，因而在官场上能发展得比较顺。
所以，曾国藩严格自律和持之以恒的修养态度和方法是他在“三不朽”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善于抓住时机，并能顺势而行在曾国藩一生的经历中，有两个典型例子能体现曾国藩善于抓住时机，并能顺势而行的智慧和韬略。一个例子是组建湘军；第二个例子是主办洋务。
在湖南组建“湘勇”是曾国藩善于抓住时机，顺势而行的一个典型事例。
清朝自乾隆后期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此后，起义军成了挑战大清王朝的一股重要力量。当时，咸丰帝诏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之后，曾国藩又上了《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言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愤怒，将奏章掷于地，数日后冷静下来，重新阅读奏章，才感到曾国藩说的有道理，于是，他纳谏，褒奖曾氏，令其署刑部右侍郎，不久，又令其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令曾国藩署吏部左侍郎，6月，令其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而在曾国藩赴任途中，因母丧而归湖南老家。
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成蔓延之势，起义军席卷半个中国，而清政府调动各地的八旗军、绿营官兵来清剿太平军，但是，八旗、绿营已经失去了清初的战斗锐气，成了不堪一击的腐朽武装力量。清廷明白，仅仅靠八旗、绿营已经无法抵挡太平军雷厉风行的进攻，于是，清政府迫不得已，鼓励汉人的地方武装来帮助抵挡太平军。清廷一次次颁发政令，鼓励各地团练壮大，以遏制太平军的攻势。这一特殊时期，汉人的地方武装有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此时，曾国藩正丁忧在家，他紧紧地抓住这一时机，于咸丰二年（1852年）11月，接受了清政府的命令，与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在湖南办理团练。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看出了清政府正紧急寻求军事力量来抗击太平军，他充分利用他在湖南的人脉关系，在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的联络串通，很快建立起一支像样的地方团练，这支队伍被称为“湘勇”。
曾国藩向清廷上书，征用满洲镶黄旗人都司塔齐布，这其实是试探清廷对他创办湘勇的支持态度。八月，曾国藩得到了清廷对他创办湘勇的正式支持，获准在衡州练兵。这表明，清廷迫于太平军进攻的压力，已经暂时搁置了防止汉人独立掌兵权的密令了。有了清廷的允许，曾国藩开始大张旗鼓地办起了“湘勇”了，他全力投入到练兵活动中，亲自督促，一丝不苟。他还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在训练陆军的同时，筹建“湘勇”的水师。
曾国藩组建“湘勇”初期有几个特点：一是以师友、亲缘关系来组建“湘勇”，“湘勇”的将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亲缘关系和师友关系成了维系“湘勇”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二是从严抓军纪开始练兵，曾国藩治军极严，这可能是吸收了八旗军纪涣散而不能打仗的教训；三是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官直接受“大帅”的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每营编营官一人、哨官四人、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每营约六百八十五人。曾国藩将5000多人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营的名称皆以将官的名字来指称，强化统领和强调责任；四是，曾国藩将“湘勇”从长沙迁至湘潭一带，这是他的家乡，有人脉关系，而且，也能避免“湘勇”与长沙的绿营兵发生冲突。
“湘勇”的组建是一个大事件，曾国藩办“湘勇”的时机抓得太及时了，如果没有太平军席卷大半个中国，清廷是绝对不允许汉人掌控的地方团练壮大的，而曾国藩利用亲缘、师友关系组建“湘勇”，从一开始就以长远的军事力量要求来办理的，这一支实际上成了“曾家军”，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完全由曾国藩掌控，二是军纪严明，与当时的八旗子弟、绿营兵完全不同。而有了这一支军事力量，曾国藩的影响力就大不一样了，这一位回乡丁忧的吏部左侍郎，逐渐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军事统帅。
曾国藩善于抓住时机的另一个重要事例是主办洋务。
曾国藩是一位理学家，但这位理学家不但不迂腐，而且还很能接受新事物，并善于抓住时机采取新的措施办新事。
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西方的技术也开始被引进中国，清朝中期，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利器”，曾国藩敏锐地发现，不仅要引进西方的“利器”，而且，还要开办制造“利器”的工厂，同治六年（1867年）3月，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下面，设立了造船厂，开始试制船舰；同年5月，曾国藩与李鸿章一起，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并征地扩大规模。到了9月份，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并为该舰取名为“恬吉”。
其实，早在1861年秋天，曾国藩在清廷的批准下，就在安庆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试产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1864年，曾国藩在攻克南京后，将安庆内军械所搬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在金陵内军械所的基础上筹建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制造出马克沁单管机枪、带车轮移动的架退克鲁森式膛炮等重型武器。
1867年建成了译书馆，聘请中外学者主持译务，负责翻译和引进西方的科技类书籍。据1909年翻译馆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翻译馆先后共译书160种，是近代中国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
此外，1871年8月19日，曾国藩联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请求朝廷以官方的名义，派遣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启程。最终，共有120名中国孩子远赴美国留学。
扩建江南制造厂等，创办译书馆，选派赴美留学生，这些事都表明曾国藩是善于选择时机做重要的事的，他并不迂腐，而是很敏锐，能抓住时机，顺势而行。
第四，能深谋远虑，适时激流勇退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湘军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同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此时，湘军处在一片欢乐之中，天京被攻破，洪秀全死了，湘军已经没有强劲的军事对手，曾氏兄弟封侯封伯，湘军将领也大多数被封赏。可是，曾国藩却感到自己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时期，并面临着几位惊险的选择。
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湘军将领彭玉麟等都曾向曾国藩暗示过：是否欲“问鼎江山”？
应该说，对这一个问题，曾国藩不是没有想过，对于熟知历史的曾国藩来说，关于“问鼎江山”的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念头，可是，他对这问题想得很透，想得特别很深，这问题太大了，大得有可能引发再次的全国战乱，大得有可能使曾家遭受灭族，他深谋远虑，最后所选择的是“激流勇退”，彻底放弃了“问鼎江山”的念头。
曾国藩思虑周全，能掌握全局，他心里很清楚，在攻下天京之后，最佳的选择就是“急流勇退”。
“黄袍加身”十分凶险，而且，当时是曾氏兄弟干不了的，而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继续保持湘军的力量，也将大祸临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退为进，才能求得曾氏的安全。
想得透，看得深的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当时他是学不了赵匡胤的，他既不能那样做，也不愿意那么做，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了然于胸。
首先，攻陷天京后，湘军看似无敌于天下，实则已经丧失了原本勇猛的战斗力，攻下天京，彪悍鲁莽的湘勇被胜利冲昏头，疯狂发泄，狂热享受胜利果实，急着想还乡显摆，军心已涣散，已经无力再战了。如果曾国藩选择效仿赵匡胤“陈桥兵变”，那么，湘勇们为了图享乐，是不会卖命为曾家死战，而只会忙着夺权利，一遇战事，必将一败涂地。
其次，清廷一直在监视着湘军的行动，严防曾氏兄弟利用兵权起事，清廷允许曾国藩掌兵权，仅仅是要他带着湘军打太平军，湘军攻陷天京，清廷立马对曾氏兄弟进行限制，比如不允许曾国荃用八百里红旗报捷；再如取消对夺取江宁者封王的承诺；还有，问责曾国荃让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逃脱，设关卡检查回湘的兵勇等。总之，清廷已经挥舞大棒敲打曾氏兄弟了。
再次，清廷已在天京周围布下重兵，由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将统领着满蒙重兵，对湘军形成合围之势，这明显是为了防止曾氏兄弟造反。如果刚刚攻下天京而疲惫不堪的湘军一旦有不轨举动，清廷的满蒙大军必然压向湘军。
还有，曾氏兄弟一旦造反，原来与湘军联合一体的楚、淮两军极可能自谋大事，左宗棠和李鸿章都不是甘居于人下的，湘军能反，楚军、淮军为何不能反呢？而一旦乱局出现，极有可能湘军与楚军、淮军也兵戎相向，这是曾国藩所不愿意看到的。
此外，曾国藩是理学家，重仁义，讲忠孝，在对付太平天国时，维系湘军的是宗亲文化，即儒家的伦理文化，而如果曾氏相似举起了反旗，那么，湘军就失去了伦理文化理念了，湘军便无法再扮演所谓的“仁义之师”了，而失去了忠孝仁义，湘军就没有核心理念，成了反叛的军队，最终必败无疑。
最后，曾国藩是比较谨慎的军事统帅，没有把握的战事他是不会做的，“黄袍加身”的事太过凶险他不愿意干，这会毁了他作为理学名家而名垂千古的声誉。再有，连年的战事使江南大地倍受蹂躏，民不聊生，三湘大地，已经死了很多人，他不想再让湘籍子弟再次因战事而有大死亡了。
曾国藩想得很多，想得很透彻，他放弃“问鼎江山”之事，而选择了整修秦淮河、重修夫子庙，恢复科举考试，裁撤湘军的精锐部队，以各种措施向清廷伸出橄榄枝，向南京及江南民众示好，表明他不会举反旗。曾国藩只想做“中兴名臣”，不想“黄袍加身”。所以，激流勇退是曾国藩的聪明之举，表现了他看得远，看得透，能深谋远虑，他没有起事，避免了湘军攻下天京之后再起战乱，这是聪明之举。
南 京 夫 子 庙
第五，屠杀太平军及平民，被称为“曾剃头”曾国藩备受谴责的一项罪责是杀伐残忍，他被称为“曾剃头”，意思是肆意砍杀无辜者的头。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因为一个案子，曾国藩错杀了至少4个人，而把罪责的人放了，这是一起冤案。当时的长沙知府叫苍景恬，他写过一份回忆录，记录了曾国藩开审案局时的这一起冤案。正因为错杀了人，他被称为“曾剃头”。
另一件事是湘军攻下天京后的大屠杀，这虽然不是曾国藩直接干的，但是，率兵攻进天京的是曾国藩的胞弟、统领湘军“吉字营”的曾国荃。曾国荃攻陷天京之后，展开大屠杀，烧杀抢掠，造成了天京惨剧，数不尽的无辜平民被屠杀，天京城里尸横遍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当时去当曾国荃的参谋人员，他在《日记》写到：天京城内“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谭嗣同在天京被攻陷二十年后还有论述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曾国藩治军，一贯允许湘军对敌兵残酷杀伐，曾国荃攻陷天京后烧杀抢掠显然是曾国藩默许的。天京民众称曾国藩为“曾剃头”是有道理的。曾氏兄弟用太平军和天京民众的鲜血来染红他们的顶戴花翎。攻进天京之后，曾国藩被授为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被授为太子少保，封一等威毅伯。
第六，剿捻受挫，处理天津教案备受诟骂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十八日，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北上剿捻，他针对当时捻军的进攻态势，制订了剿捻策略，采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而后以马队追踪的策略。九月，曾国藩经扬州、清江浦抵达徐州，开始指挥清廷的军事力量剿捻。他一路上调兵布防，对重镇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想扩充队伍。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剿捻。此时，曾国藩已经基本摸清了捻军的作战特点，即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曾国藩正式将对付捻军的战略确定为“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策略。
其实，曾国藩当时接到清廷令他去指挥剿捻是极不情愿接受的，他刚指挥完湘军与太平军鏖战，湘军攻下天京之后，他和湘军其他将领一样，已经身心疲惫，很惧怕继续打仗了。可是，清廷的命令岂能违背，曾国藩迫不得已，只好带着裁撤湘军时留下的六个营和李鸿章的部分淮勇，勉强赶赴北方去剿捻。
曾国藩的剿捻策略在战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剿捻中，曾国藩指挥的清廷军事力量却多次打败仗，这是为什么呢？其主要原因是：其一，曾国藩所指挥的军队是杂混起来的军队，有清兵，有湘军，还有淮军，这自然不如他指挥湘军顺手，湘军以外的军事力量队曾的命令不一定百分百执行；其次，捻军一直在打胜仗，而且飘忽不定，这与处于没落时期的太平军不同，曾国藩步步为营，但朝廷急着要他打胜仗的捷报，曾国藩一时也很难击败捻军；其三，还有一种说法，称曾国藩是在耍权谋，他不想让清廷感到在他裁撤湘军精锐之后，还能指挥湘淮联军打胜仗，如果太快打了胜仗，就会继续引起清廷对曾氏兄弟和湘军的警惕，于是，他在剿捻时，采取了适当失败的方式，只是无功而返，而不因败仗而受罚，继续回到江南当他的两江总督，让李鸿章去剿捻立大功。这是曾国藩的老到之处。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他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清廷当时的国力十分软弱，凡是涉外的案件都非常难办，教案涉及法国，而清廷根本就没有足够强的军事力量可以与法国开战，弱国无外交。法国以其强势对清廷提出无理要求，而清廷根本就没有力量拒绝，曾国藩负责办理教案，自然是很难办的。而曾国藩依附于清廷，他不可能违背清廷的命令，同时，又无法得罪法国人，在法国的要求下，双方商议的结果是处死为首杀人的八个人，并将二十五人充军流放，此外，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而且，还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负责洋务的崇厚率使团至法国道歉。曾国藩要保住自己的顶戴，当然不敢违背清廷和法国两方面的要求，只能向法方妥协，而这一结果是非常屈辱的结果，朝中有正义感的大臣和广大民众对此非常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深知其中和与战的利害关系，只能自引其咎，自己背负骂名，他因此而病情加重，就像剿捻一样，又由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来处理教案。
曾国藩统领湘军时，残酷屠杀无辜平民，剿捻受挫，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备受责骂，但是，不得不承认，他在官场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率领湘军打败太平军，成了清朝汉臣掌握兵权、自组军事力量的第一位统帅，曾国藩扩建江南制造厂，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创办第一所兵工学堂，建立第一所译书馆，安排了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晚清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汉臣。
老祖宗为什么说穷不走水？
文化底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文化传承，则是一个民族是否长盛不衰的根本。中华文化五千年，有深厚的底蕴，我们曾无比强盛、辉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们碰到过困难，但璀璨的文化却一直薪火相传。
前贤们用智慧和实践，总结出了很多生活、做人的道理。这些也都是宝贵的财富，也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下去，避免在生活中走弯路。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穷不走水，富不涉淫"，看似简单的八个字，却道出了人生的真谛。但很多人对这八个字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先从"穷不走水"说起吧。"穷不走水"走水并非水里走的意思很多俗语、谚语，不能只能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如果仅从字面上去解释它，往往会与实际含义相距甚远，不能表达出其真实内涵、
走水，最肤浅的解释，便是在水里走，当然不是指人直接在水里走，而是借助工具比如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与水有关的从事与水有关的行业，比如航运、渔民等等。
"穷不走水"，看表面意思好像就是说，就算你再穷也别去从事与水有关的行业。这样说好像也说得通，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一句俗语"水火无情"，确实，不管是江、河、湖、海都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造船业、天气预报不发达的古代。在水上作业时，那一叶扁舟是抵挡不住狂风巨浪的。
但实际上"穷不走水"中，"走水"却不是这个意思，走水，在古代有失火的意思。所以很多人认为，"穷不走水"的意思是，穷人家千万不能失火，因为家徒四壁的穷人家里，一般都是茅屋，家中若是失火，真的是全部家当都会付之一炬，可能会连安身之所都没有了。这样解释，看似有理，但也没能说出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走水"确实是，失火的意思，但"穷不走水"的真正内涵是说，就算你再穷也不能去放火。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为大罪，这句话是告诫所有人，就算穷，也可以通过双手，通过劳动来改善。切不可"穷则思变"，去做出作奸犯科的事，试图用犯罪的手段改变生活，这才是"穷不走水"的真正意思。
"富不涉淫"大家都懂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大家都懂，常言道"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淫"，古人的解释是沉溺、贪婪、过度的意思。
比如"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其意思说的是"各种恶都是从过度开始的，各种行为当中以孝道为先。"任何事都不能过度、沉溺，贪婪，做人、为官者不能放纵自己、不可贪婪。
"富不涉淫"是告诫人们，富有的人，也不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坐吃山空。就算你是富有的，也需要勤劳、节俭。如若不然，纵有有万贯家产，也会被败光。且贪图享受，不务正业者，多数结局都很惨，甚至将几代人的努力，毁于一旦。
结语"穷不走水，富不涉淫"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可试图通过不法的手段，改变命运，想要改变人生，只能依靠勤劳的双手；而富有的人，不可放纵自己，不可沉溺于酒色财气之中，就算你很富有，也需要勤奋，需要劳动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如若不然其结果只会是坐吃山空、由富变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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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洋遭警示，怎么去理解股票这个东西？
股票最通俗来说就是公司的所有权。
证券在我国属于“舶来品”，最早出现的股票是外商股票，最早出现的证券交易机构也是由外商开办的“上海股份公所”和“上海众业公所”。上市证券主要是外国公司股票和债券。1872年设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交易所法》推动了证券交易所的建立。1917年北洋政府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证券经营业务。1918年夏天成立的北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得到批准成立，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的证券交易所。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初，若干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了多种多样的股份制尝试，出现股票这一“新生事物”。这一时期股票一般按面值发行，大部分实行保本保息分红、到期偿还，具有一定债券的特性（极羡慕）；发行对象多为内部职工和地方公众；发行方式多为自办发行，没有承销商。1981年7月，我国改变“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重启国债发行。1987年9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uploads/title/20231105/65471895c1573.jpg/uploads/title/20231105/65471895c1573.jpg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并且在90年代初期形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格局。
怎么理解股票，更多的是要理解股票的波动。
股票波动的原因不外乎是：
1、业绩驱动，公司有了良好的业绩，所以就有公司股价的上涨，比如贵州茅台，每年净利润增长20~30%，关键是稳定，所以股价就一直在涨。
2、消息驱动，因为股市的价格反应目前这个股票所关联的所有信息，所以他会被市场消息影响。比如今天京东数科（京东金融）向科创板提交上市申报材料，马上引起了京东金融题材的个股暴涨，因为市场预期随着京东数科上市，这些投资公司、关联公司会受益。
在市场上专门有人做题材概念股的，概念比较强的时候赚钱效应也比较强，比如海南、雄安等等。
3、资金推动，股票的定价权来自于多头多头博弈的结果，你可以看到，长期不动的公司，也没什么资金关注，而短期暴涨的公司，资金总是非常充裕，流动性非常好。就像从小被老师照顾的学生都成了好学生，老师最不愿意打交道的学生都成了差生一样，主流资金的关注关照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特力A在短期走出暴涨行情的时候，可以看到当时的资金交易也是非常活跃的，虽然是个别游资大佬操盘的手笔，但是还是吸引了大量资金的参与，最后形成了短期强势的格局。
说了那么多，要想股票赚钱，就买资金愿意推动他涨的，基本面好的或者有题材的个股，照着这条线走，想不赚钱都难。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有胜利的可能性吗？
甲午中日战争在当时的背景环境，清政府几乎不可能胜利。
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也惊醒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国人，这场战争的失败与满清的海洋意识有很大关系，中国虽是海洋大国，清朝却一直视大海为厄域，西方殖民强国就是从海洋来到中国，并给清王朝带来多次灾难和伤害。
欧洲人的大海情结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罗马、希腊都是濒临地中海的国家，都从海路进攻对手成为强国。自那时起欧洲人就和大海结下不解之缘，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除了应付游牧民族入侵外，还得与海上的北欧维京人抗衡。直到中世纪，奥斯曼帝国堵塞了欧洲通往亚洲的陆地交通，于是欧洲人大力发展海军、海洋事业。
而中国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且面对第一大洋太平洋，但由于太平洋过于辽阔，在那时根本无法逾越。太平洋上与中国隔海相望的琉球、菲律宾等对中国敬意多于敌意(日本除外)，所以中国敌人很少来自海上(倭寇除外)。正因如此，中国人才把眼光转向内陆，目不转睛地盯着黄色的土地。
故而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民族。”慈禧建颐和园，不敢挪用治理黄河的钱，不敢用救灾款，不敢扣旗人的生活费，却偏偏拿办海军的钱下手，原因就在于中国海洋意识淡漠。对海洋都不重视怎么可能打赢海战呢？整个甲午海战清国除鱼雷艇外竞连一艘日舰也没击沉，真是海战史上的奇耻大辱。
其实慈禧如果把修颐和园的钱用于办海军，还是能成功的，张荫麟在《甲午战前的中国海军》中说慈禧挪用两三千万两白银修园子，而“定远”舰、“镇远”舰总计不到340万两，整个北洋舰队造价才1000多万两白银，可见慈禧挪用的钱够造两个北洋水师。李鸿章说：“如果海军经费拨到位，那么不出十年全世界海洋都会有大清水师的炮舰，何至惨败？甲午之败不该赖我呀！”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中国成了列强消遣的玩具，因为她一直在思想上蔑视海军，所以她难以维持国内秩序和抵御外侮。”英国沃尔特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最后就控制了世界本身。”俄国彼得大帝说：“凡是仅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算有一只手，唯有同时兼有海军才能双手俱全。”
美国总统肯尼迪说：“控制海洋意味着安全，控制海洋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意味着胜利，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说：“如果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挨打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如果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什么时候都可能挨打。”由此可见海军的重要性。
篡改梁启超的一段话就能说明当时的情势：海军强则国强，海军进步则国进步，海军自由则国自由，海军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海军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清王朝海洋意识的淡泊，对海洋防卫和权益的漠视，因为经费短缺，北洋舰队武备多年不修正，不维护，不补充弹药，更别说添置新舰了，北洋水师从领先于日本联合舰队到全军覆没，战败所带来的后果和深重影响，甚至于清王朝统治者都未曾想到。
古人往往喜欢把读书人视作迂腐无用的化身？
首先，对于这种说法，个人觉得还有待商榷，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读书人在每个时代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他们掌握着知识，科学，知识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潜在动力，“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又岂能轻视读书人呢？
当然产生这种说法也有它的理由，毕竟我们中国历史悠久，读书人更是太多了，形形色色，有在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的，也有默默无闻，当然不乏弱不禁风的前辈存在。
因为个人原因，对明朝历史格外喜爱，同时也正是因为明朝历史丰富多彩，这里我就主要取明朝读书人为例，为读书人正名，为知识立碑—时代丰碑！
首先，造成这种错误的说法，或者说是错觉的，正是因为我们中华文化太过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灿烂的文明不能不让后人花费经历学习。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华大地上的读书人就已经是谈经论典，坐而论道，不亦乐乎。科举制度形成之后，读书更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也成了寒门子弟最好的出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多少人为了功名不辞须发花白仍进京赶考，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就难免如影视剧里的描绘，弱不禁风的臣子，矗立于大堂之上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与一旁的带甲士兵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由于科举考试的不易，可谓是十年寒窗苦读，还不一定熬的惊鸿一瞥。即使一生没能博得功名，但书中吸收的“养分”已经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如同现今，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有时候会发现，自己还不如同龄中学毕业的人，在职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就是经验，读书人的经验来自已经定型的书本，而没读书少的人，因为进入社会早，一切经验都来自实践，孰强孰弱自然分明。
同时呢，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新思想与旧思想激烈碰撞。不曾有的报社出现了，曾经只有读书人才能接触到的时代讯息，变得更加容易，报纸随处见，刊物满天飞。思想碰撞，还有看的见的肉体碰撞，一贯听话的读书人，变得敢于走上街头，甚至万人面前高谈阔论，更不乏为了民族国家，投笔从戎。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当然光芒四射，而那些已经，或者即将谢幕的读书人，自然变成了腐朽，没落。守旧的读书人，还有那生涩难懂的四书五经。
为什么泾河龙王改了下雨的时辰和数量就要被杀？
原著党答一波。强调一下，按天条，泾河龙王本该魂飞魄散，只是被斩首其实是便宜他了。而按封神原著，哪吒故事中，四海龙王从头到尾都极其有风度，压根就没大兴云雨、带一天之怒，所以也无从惩罚。水淹陈塘关的情节，最先大概出自《哪吒闹海》，属于封神衍生或改编作品。
一、压根就没什么阴谋论
首先开宗明义，没阴谋论什么事，也不需要脑补什么见不得光的黑暗操作：
泾河龙王为何被杀？原因在于他真的改了下雨时辰和雨量，按天条这本来就是问斩的大罪；
四海龙王为何能全身而退？原因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水淹陈塘关，既然没犯天条，那惩罚也就无从说起。
我们现在常用成语有一个叫金科玉律，指的是不可更改的法律条文或规则制度。据考这个词本来出自《太上老君金口科玉条正律》（下简称《金科玉律》），金科、玉律即指天条。另有《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下简称《女青天律》）、《玄都律文》等，都是道教比较出名的治理鬼、神、仙的法律。老子为道门首仙，所以这三部律法都借他之名，玄都即玄都紫府，封神中老子住在玄都洞八景宫，所以也是指代老君。
《金科玉律》没找到正文。《玄都律文》今存一卷，8000余字，分虚无善恶律、戒颂律、百药律、百病律、制度律、章表律，皆未及于鬼神，所以泾河老龙和四海龙王暂时都没法判。据说此书本有二十五卷，估算大概有20万字左右，问题是现在找不到全本。
本篇讲讲《女青天律》，分为两卷，摘录自《道法会元》卷251~252，共6000多字。
本律对于正神、土地、灶神、门丞户尉、人死鬼、邪神、山神、井神、厕神、六畜神、精怪、山魈木客、水司官、龙王、天曹案吏、堰堤神、苗稼神、树木神、碓硙神、守尸神、吊丧神、雷神、风部官、雨司（251卷）；神吏符使、生民、仙官、法官（252卷）都作了相当的规范和约束。
论刑律，则分为杖（杖刑）、徒（苦力）、遣（降职）、流（流放）、针决（扎针，可能会降低修为）、处斩、分形（魂飞魄散），另有四种不常出现的刑罚，为万死万生、贬下界、灌铁丸、法外苦楚（私刑）。
二、分形大罪
西游中的泾河老龙接旨是“敕命八河总，驱雷掣电行；明朝施雨泽，普济长安城”，可见他乃八河总管，负责辖界驱雷掣电、施雨泽之职。但相比拥有四大部洲的西游世界来说，八河地界毕竟还是太小，所以泾河龙王不能算是天条中的第一等正神，适合他的只能是水司官、龙王、雷神、雨师等四部惩罚条款。
那么他犯了什么罪呢？
袁守诚说他“违了玉帝敕旨，改了时辰，克了点数”，这不是两条罪，而是三条，无一条不要命。
按《女青天律》，水司官：
诸水司官遇阳界天旱而人民往所在取水，意欲起龙者，仰即时具所乞因依，申上取旨。或不申而妄起雨龙者，处斩。或违而不申者，针决。或申而未得敕者先具雨龙者，处斩。或得敕旨而违时者，分形。
人间天旱，水司官要下雨，要禀告天庭取得圣旨，无旨降雨，斩；违而不申，针决；圣旨未下先降雨者，斩；得旨而不奉旨施行，分形。
龙王犯罪，准水司官律：
诸龙王不得所系之司指挥，妄乱出游，及行云兴雨者，处斩。诸龙王承指挥行云兴雨而违时候，处斩。
龙王不听直属上司指挥，随便出游、妄兴云雨，斩；得到直属上司降雨指示而不按时、候，斩。
雷神：
诸雷神不听雷霆司差使者，杖一百。故意，处斩。诸雷神被法官差於某年月日震动几声以为报应，及至某年月日时而不震动或震动而声数不依牒内坐说，或震动声数虽敷而不依时之类者，徒九年。故意违者，仰法官差神吏追取，重作遣。
第一句不用翻译。第二句，雷神不听法官（有五雷正法的道士，或天庭派来的宣旨官）指示，不按时、候打雷，或雷声数不依文牒，或震动声足但违了时、候，做苦力九年。故意违反的，降职。
这一条袁守诚没说，证明要么这是小罪，要么泾河龙王并没违反，当然违犯了也罪不至死。
雨师：
诸雨师久不承敕命而天旱，法官有追召放雨者，须得往所管系诸司取禀，方得放雨。违者，针决充替。及不取禀而行雨，及承受文牒而不起，故意违戾者，分形。
这个很明显了，雨师没有得旨，人间天旱，道士追召下雨，雨师要往上级禀报才能降雨。不禀报的话，针决并且充军；未得吩咐而下雨，或得到行雨文牒不动弹，故意违戾，皆分形。
由上可知，神仙也并不都是绝对自由自在、百事不管的，而是类似人间朝廷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及律法，违法者要承受与凡人一样的惩罚，轻者杖刑，重者魂飞魄散。相比凡人，他们也许就是寿命长些、神通大些、见识过的奇迹多些罢了。
泾河龙王胆大包天，居然敢改行雨时辰、克扣降雨点数，这是违时或违戾，轻者斩首、重者分形；抗旨不遵，重者也是分形。三罪并罚取其重，泾河龙王本该魂飞魄散，天庭只判它斩龙台上一刀，被杀后还能去找李世民麻烦，可见他神魂不灭，简直就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不作不死。
三、水淹陈塘，没有的事
再看看四海龙王水淹陈塘这件事。
按原著
封神中也有天庭、玉帝在其位，按原著，哪吒打死巡海夜叉时，敖光说他是灵霄宝殿御笔钦点之人；敖丙被打死后敖光去李靖府上问罪，也亲口说出了玉帝之名；其后又从李靖和太乙真人之口两次说出了玉帝之名。至于天庭，哪吒在南天门外痛打敖光、南极仙翁去瑶池借聚仙旗，两次都有写到，看过原著的都知道，这点不必争论了。
有天庭，就有天条，而龙王又确是玉帝属下，自该受天条监督管辖。
问题就在于，原著中四海龙王根本就没水淹过陈塘关。请看原著，太乙真人只说：
哪吒，你快去！四海龙君奏准玉帝，来拿你父母了。
哪吒回府，也“只见帅府前人声扰攘”，并无百姓哭爹喊娘洪水逃生的描写。哪吒剔骨削肉后，龙王就放了李靖夫妇，回去缴旨去了。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哪吒固然死了，但他的义烈之举确实赢得了敖光相当程度上的尊敬，龙王说“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而非破口大骂、冷嘲热讽，已经表明了他的尊敬。龙族乃水中君王，是一方诸侯，谈吐及做事自有身份，岂会像现在的街霸火并一样？至于捉拿李靖，人家儿子都被抽了龙筋，难道还不许人家来奉旨抓人？而且捉了李靖夫妇而不杀，已经相当克制了。
所以原著中，四海龙王从头到尾都在照章办事：
哪吒洗澡时，龙族在水晶宫安分守己，好好的，天降祸事，夜叉和三太子先后被杀；
敖光先是和李靖理论，理论不成上天庭告状，状还没告上就挨了哪吒一顿胖揍；
捉拿李靖，那也是奉了旨的，不是乱拿人；
哪吒死后，龙族极为风度的退走，而且并没破坏哪吒遗体，并给予了相当的尊敬。
龙族表现得如此专业、克制而且体面，且从头到尾没有犯天条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还是受害者，“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打又打不过，家长去理论还被熊孩子打了，法律不保护这种弱者，难道保护哪吒？
按衍生作品
在动画片、影视作品、儿童读物等衍生作品中，龙族不再是受害者，而摇身一变成了施暴者。
这种改变大约滥觞于1979年上映的经典动画《哪吒闹海》，我没研究过。总之影片刚开始，龙族便开始肆虐淫雨、水淹百族，而且还踩了反派妖精最没逼格的“吃童男童女”的红线。李天飞先生曾吐槽，“宋代以后，只要是吃童男童女的，一定是神界底层low的神。”因为大抵从西门豹治邺、打击了河伯娶妇后，神界或妖界中，吃童男童女的反派就基本没有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事当真的，来看看龙族如此任意妄为该当何罪。
其实只适合龙王律的“诸龙王不得所系之司指挥，妄乱出游，及行云兴雨者，处斩”，全部处斩。
而不至于到分形的地步，抗旨不遵才会分形，他们又没得旨，自然也无从抗旨，分什么形？
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像西游中凤仙郡故事一样，陈塘关连降暴雨就是玉帝下的旨意。很简单，龙族这么乱搞早该被惩罚了，既然怙恶不悛而不被惩罚，就说明事有蹊跷。
既然如此，那就非但没罪，反而有功。
事情闹大了，最多被天帝来个请君入瓮。
引用资料：《女青天律》；
《玄都律文》；
《万万没想到，<西游记>可以这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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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曾国藩？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学者唐浩明开始研究曾国藩，首先是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并写了一些介绍评论曾国藩的重要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开始重新注意曾国藩，而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陶浩明在深入研究曾国藩的同时，撰写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这一部名著问世后，在文化界和媒体方面掀起了关注曾国藩的热潮。当时，开放的文化政策，学术界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兴趣加大，加上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新探索等，使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三部曲得意热卖，并有掀起阅读曾国藩书籍的时尚读书风气。
自20世纪90年代到现代，曾国藩一直是人们很兴趣和关注的重要历史人物，极具个人魅力。曾国藩的特殊经历，以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一直引人关注。他起点不高，但却能取得清代文臣武将的最高成就，他超强的自律性以及杰出的文武才能，一直是被人们作为个人奋斗的成功榜样来看待的，曾国藩的经历就是一部十分生动的“成功学”典例，因而，时至今日，曾国藩仍备受推崇。
“曾氏三杰”
评价曾国藩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曾国藩的成败得失，主要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会读书，会做官
曾国藩出生于普通耕读家庭，并非高官之后，就他自幼勤奋好学，6岁就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等，年轻是便养成了勤奋读书的习惯和打好了学问的基础。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进京准备来年的会试；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此时，他的学识和处事风格引起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赏识，成人穆的得意门生。朝考时，曾国藩列一等第三名，被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开始进入官场，应该说，曾国藩得到了穆彰阿的赏识，这是他初步进入官场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有了穆彰阿的教育和培养，曾国藩一方面可以将他的学识与官场的政治谋略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摸索官场的进取之道；另一方面，他得以在官场周旋开来，加强与朝中一些官员的紧密关系，积累官场的人脉资源。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曾国藩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此后，他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一个月之后，补授翰林院侍讲，只过了近四个月时间，他充文渊阁校理。之后，他又接连升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翰林院侍读，之后，任会试同考官，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转左庶子，不久，升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之后，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书科事务，过了不到一年，他被授礼部右侍郎，之后，分别署兵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步步升迁，可见，年轻时的曾国藩是很会做官的。
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靠三个因素：一是有名臣大官对曾国藩的支持，这包括他的老师、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大学士倭仁等，此外，他的挚友湖北巡抚胡林翼、徽宁道何桂珍等人互相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二是曾国藩本人的处事风格，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严格修身律己，坚持以德求官，以礼治为先，以忠诚谋政，因而，他能获得上司的赏识，并引起皇帝的注意；三是坚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的交友之道。他认为交友贵在有雅量，要能“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强调“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做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这三个因素很重要，第一个因素使曾国藩在官场有靠山，有支持者，能得到提拔；第二个因素表明曾国藩会办事，勤办事，低调办事，而且，有能力把事办好，具备晋升的个人素质；第三个因素使积累了很好的人脉资源，待人有雅量，真诚待人，不贪别人之利，自然让人喜欢与其交往，而有人脉，升迁就能减少阻力。
曾国藩
第二，善严格自律，并能持之以恒
梁启超对曾国藩有极高的评价，他：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正文正公嘉言钞》）
从刘启超的评价中，不难看出，曾国藩在当时的贤杰中，属于比较钝拙的，而正是由于他特别善于自律，并能持之以恒，因而能成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杰出代表，他勤奋、刚毅、诚心、坚韧、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富有人格魅力，所以能成就大事业。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能严格自律和持之以恒，这与他的理学修养有密切关系。
曾国藩二十多岁时发现自己不够自律，在与一些文友交流时，开始学自律，并拜理学大师唐鉴为师。唐鉴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教会了曾国藩修心养静的功夫。在唐鉴的指导下，曾国藩开始学静坐养心的修养方式。此外，曾国藩还向他的师兄倭仁学习日记，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令人惊奇的是，曾国藩不仅坚持静坐和写日记，而且，他在自律方面还做得更多，他给自己定下了十二条规矩，称为“日课十二条”：
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写日记，日知其所无。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将“主敬”放在第一位，这是依照理学的精神来做的，理学的精髓在于能执“敬”，这是所有自律行为的根本理念，也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一条。
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传到清代，虽过了鼎盛时期，但依然很有影响，曾国藩在其政治、军事实践中，已经看到了理学的狭隘性和心学“偏于静”的局限，因而他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皆是采取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的态度，既重视修养方面的“静”又在事功方面强调勇猛精进，勇于创新。
曾国藩还以张载的“气学”来弥补理学、心学的局限性，赞扬说：“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在某种意义上，曾国藩静坐养心，其实是在“养气”，他认为：“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他想靠静坐修养、主静养气来达到圣人的境界。
理学修养使曾国藩能严格自律，持之以恒，能克制欲望，抑制贪婪，以清静心态来对待权利，因而在官场上能发展得比较顺。
所以，曾国藩严格自律和持之以恒的修养态度和方法是他在“三不朽”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善于抓住时机，并能顺势而行
在曾国藩一生的经历中，有两个典型例子能体现曾国藩善于抓住时机，并能顺势而行的智慧和韬略。一个例子是组建湘军；第二个例子是主办洋务。
在湖南组建“湘勇”是曾国藩善于抓住时机，顺势而行的一个典型事例。
清朝自乾隆后期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此后，起义军成了挑战大清王朝的一股重要力量。当时，咸丰帝诏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之后，曾国藩又上了《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言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愤怒，将奏章掷于地，数日后冷静下来，重新阅读奏章，才感到曾国藩说的有道理，于是，他纳谏，褒奖曾氏，令其署刑部右侍郎，不久，又令其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令曾国藩署吏部左侍郎，6月，令其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而在曾国藩赴任途中，因母丧而归湖南老家。
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成蔓延之势，起义军席卷半个中国，而清政府调动各地的八旗军、绿营官兵来清剿太平军，但是，八旗、绿营已经失去了清初的战斗锐气，成了不堪一击的腐朽武装力量。清廷明白，仅仅靠八旗、绿营已经无法抵挡太平军雷厉风行的进攻，于是，清政府迫不得已，鼓励汉人的地方武装来帮助抵挡太平军。清廷一次次颁发政令，鼓励各地团练壮大，以遏制太平军的攻势。这一特殊时期，汉人的地方武装有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此时，曾国藩正丁忧在家，他紧紧地抓住这一时机，于咸丰二年（1852年）11月，接受了清政府的命令，与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在湖南办理团练。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看出了清政府正紧急寻求军事力量来抗击太平军，他充分利用他在湖南的人脉关系，在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的联络串通，很快建立起一支像样的地方团练，这支队伍被称为“湘勇”。
曾国藩向清廷上书，征用满洲镶黄旗人都司塔齐布，这其实是试探清廷对他创办湘勇的支持态度。八月，曾国藩得到了清廷对他创办湘勇的正式支持，获准在衡州练兵。这表明，清廷迫于太平军进攻的压力，已经暂时搁置了防止汉人独立掌兵权的密令了。有了清廷的允许，曾国藩开始大张旗鼓地办起了“湘勇”了，他全力投入到练兵活动中，亲自督促，一丝不苟。他还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在训练陆军的同时，筹建“湘勇”的水师。
曾国藩组建“湘勇”初期有几个特点：一是以师友、亲缘关系来组建“湘勇”，“湘勇”的将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亲缘关系和师友关系成了维系“湘勇”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二是从严抓军纪开始练兵，曾国藩治军极严，这可能是吸收了八旗军纪涣散而不能打仗的教训；三是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官直接受“大帅”的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干营），每营编营官一人、哨官四人、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每营约六百八十五人。曾国藩将5000多人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营的名称皆以将官的名字来指称，强化统领和强调责任；四是，曾国藩将“湘勇”从长沙迁至湘潭一带，这是他的家乡，有人脉关系，而且，也能避免“湘勇”与长沙的绿营兵发生冲突。
“湘勇”的组建是一个大事件，曾国藩办“湘勇”的时机抓得太及时了，如果没有太平军席卷大半个中国，清廷是绝对不允许汉人掌控的地方团练壮大的，而曾国藩利用亲缘、师友关系组建“湘勇”，从一开始就以长远的军事力量要求来办理的，这一支实际上成了“曾家军”，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完全由曾国藩掌控，二是军纪严明，与当时的八旗子弟、绿营兵完全不同。而有了这一支军事力量，曾国藩的影响力就大不一样了，这一位回乡丁忧的吏部左侍郎，逐渐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军事统帅。
曾国藩善于抓住时机的另一个重要事例是主办洋务。
曾国藩是一位理学家，但这位理学家不但不迂腐，而且还很能接受新事物，并善于抓住时机采取新的措施办新事。
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西方的技术也开始被引进中国，清朝中期，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利器”，曾国藩敏锐地发现，不仅要引进西方的“利器”，而且，还要开办制造“利器”的工厂，同治六年（1867年）3月，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下面，设立了造船厂，开始试制船舰；同年5月，曾国藩与李鸿章一起，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并征地扩大规模。到了9月份，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并为该舰取名为“恬吉”。
其实，早在1861年秋天，曾国藩在清廷的批准下，就在安庆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试产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1864年，曾国藩在攻克南京后，将安庆内军械所搬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在金陵内军械所的基础上筹建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制造出马克沁单管机枪、带车轮移动的架退克鲁森式膛炮等重型武器。
1867年建成了译书馆，聘请中外学者主持译务，负责翻译和引进西方的科技类书籍。据1909年翻译馆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翻译馆先后共译书160种，是近代中国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
此外，1871年8月19日，曾国藩联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请求朝廷以官方的名义，派遣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启程。最终，共有120名中国孩子远赴美国留学。
扩建江南制造厂等，创办译书馆，选派赴美留学生，这些事都表明曾国藩是善于选择时机做重要的事的，他并不迂腐，而是很敏锐，能抓住时机，顺势而行。
第四，能深谋远虑，适时激流勇退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湘军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同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此时，湘军处在一片欢乐之中，天京被攻破，洪秀全死了，湘军已经没有强劲的军事对手，曾氏兄弟封侯封伯，湘军将领也大多数被封赏。可是，曾国藩却感到自己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时期，并面临着几位惊险的选择。
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湘军将领彭玉麟等都曾向曾国藩暗示过：是否欲“问鼎江山”？
应该说，对这一个问题，曾国藩不是没有想过，对于熟知历史的曾国藩来说，关于“问鼎江山”的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念头，可是，他对这问题想得很透，想得特别很深，这问题太大了，大得有可能引发再次的全国战乱，大得有可能使曾家遭受灭族，他深谋远虑，最后所选择的是“激流勇退”，彻底放弃了“问鼎江山”的念头。
曾国藩思虑周全，能掌握全局，他心里很清楚，在攻下天京之后，最佳的选择就是“急流勇退”。
“黄袍加身”十分凶险，而且，当时是曾氏兄弟干不了的，而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继续保持湘军的力量，也将大祸临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退为进，才能求得曾氏的安全。
想得透，看得深的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当时他是学不了赵匡胤的，他既不能那样做，也不愿意那么做，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了然于胸。
首先，攻陷天京后，湘军看似无敌于天下，实则已经丧失了原本勇猛的战斗力，攻下天京，彪悍鲁莽的湘勇被胜利冲昏头，疯狂发泄，狂热享受胜利果实，急着想还乡显摆，军心已涣散，已经无力再战了。如果曾国藩选择效仿赵匡胤“陈桥兵变”，那么，湘勇们为了图享乐，是不会卖命为曾家死战，而只会忙着夺权利，一遇战事，必将一败涂地。
其次，清廷一直在监视着湘军的行动，严防曾氏兄弟利用兵权起事，清廷允许曾国藩掌兵权，仅仅是要他带着湘军打太平军，湘军攻陷天京，清廷立马对曾氏兄弟进行限制，比如不允许曾国荃用八百里红旗报捷；再如取消对夺取江宁者封王的承诺；还有，问责曾国荃让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逃脱，设关卡检查回湘的兵勇等。总之，清廷已经挥舞大棒敲打曾氏兄弟了。
再次，清廷已在天京周围布下重兵，由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将统领着满蒙重兵，对湘军形成合围之势，这明显是为了防止曾氏兄弟造反。如果刚刚攻下天京而疲惫不堪的湘军一旦有不轨举动，清廷的满蒙大军必然压向湘军。
还有，曾氏兄弟一旦造反，原来与湘军联合一体的楚、淮两军极可能自谋大事，左宗棠和李鸿章都不是甘居于人下的，湘军能反，楚军、淮军为何不能反呢？而一旦乱局出现，极有可能湘军与楚军、淮军也兵戎相向，这是曾国藩所不愿意看到的。
此外，曾国藩是理学家，重仁义，讲忠孝，在对付太平天国时，维系湘军的是宗亲文化，即儒家的伦理文化，而如果曾氏相似举起了反旗，那么，湘军就失去了伦理文化理念了，湘军便无法再扮演所谓的“仁义之师”了，而失去了忠孝仁义，湘军就没有核心理念，成了反叛的军队，最终必败无疑。
最后，曾国藩是比较谨慎的军事统帅，没有把握的战事他是不会做的，“黄袍加身”的事太过凶险他不愿意干，这会毁了他作为理学名家而名垂千古的声誉。再有，连年的战事使江南大地倍受蹂躏，民不聊生，三湘大地，已经死了很多人，他不想再让湘籍子弟再次因战事而有大死亡了。
曾国藩想得很多，想得很透彻，他放弃“问鼎江山”之事，而选择了整修秦淮河、重修夫子庙，恢复科举考试，裁撤湘军的精锐部队，以各种措施向清廷伸出橄榄枝，向南京及江南民众示好，表明他不会举反旗。曾国藩只想做“中兴名臣”，不想“黄袍加身”。所以，激流勇退是曾国藩的聪明之举，表现了他看得远，看得透，能深谋远虑，他没有起事，避免了湘军攻下天京之后再起战乱，这是聪明之举。
南 京 夫 子 庙
第五，屠杀太平军及平民，被称为“曾剃头”
曾国藩备受谴责的一项罪责是杀伐残忍，他被称为“曾剃头”，意思是肆意砍杀无辜者的头。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因为一个案子，曾国藩错杀了至少4个人，而把罪责的人放了，这是一起冤案。当时的长沙知府叫苍景恬，他写过一份回忆录，记录了曾国藩开审案局时的这一起冤案。正因为错杀了人，他被称为“曾剃头”。
另一件事是湘军攻下天京后的大屠杀，这虽然不是曾国藩直接干的，但是，率兵攻进天京的是曾国藩的胞弟、统领湘军“吉字营”的曾国荃。曾国荃攻陷天京之后，展开大屠杀，烧杀抢掠，造成了天京惨剧，数不尽的无辜平民被屠杀，天京城里尸横遍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当时去当曾国荃的参谋人员，他在《日记》写到：天京城内“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谭嗣同在天京被攻陷二十年后还有论述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曾国藩治军，一贯允许湘军对敌兵残酷杀伐，曾国荃攻陷天京后烧杀抢掠显然是曾国藩默许的。天京民众称曾国藩为“曾剃头”是有道理的。曾氏兄弟用太平军和天京民众的鲜血来染红他们的顶戴花翎。攻进天京之后，曾国藩被授为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被授为太子少保，封一等威毅伯。
第六，剿捻受挫，处理天津教案备受诟骂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十八日，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北上剿捻，他针对当时捻军的进攻态势，制订了剿捻策略，采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而后以马队追踪的策略。九月，曾国藩经扬州、清江浦抵达徐州，开始指挥清廷的军事力量剿捻。他一路上调兵布防，对重镇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想扩充队伍。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剿捻。此时，曾国藩已经基本摸清了捻军的作战特点，即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曾国藩正式将对付捻军的战略确定为“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策略。
其实，曾国藩当时接到清廷令他去指挥剿捻是极不情愿接受的，他刚指挥完湘军与太平军鏖战，湘军攻下天京之后，他和湘军其他将领一样，已经身心疲惫，很惧怕继续打仗了。可是，清廷的命令岂能违背，曾国藩迫不得已，只好带着裁撤湘军时留下的六个营和李鸿章的部分淮勇，勉强赶赴北方去剿捻。
曾国藩的剿捻策略在战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剿捻中，曾国藩指挥的清廷军事力量却多次打败仗，这是为什么呢？其主要原因是：其一，曾国藩所指挥的军队是杂混起来的军队，有清兵，有湘军，还有淮军，这自然不如他指挥湘军顺手，湘军以外的军事力量队曾的命令不一定百分百执行；其次，捻军一直在打胜仗，而且飘忽不定，这与处于没落时期的太平军不同，曾国藩步步为营，但朝廷急着要他打胜仗的捷报，曾国藩一时也很难击败捻军；其三，还有一种说法，称曾国藩是在耍权谋，他不想让清廷感到在他裁撤湘军精锐之后，还能指挥湘淮联军打胜仗，如果太快打了胜仗，就会继续引起清廷对曾氏兄弟和湘军的警惕，于是，他在剿捻时，采取了适当失败的方式，只是无功而返，而不因败仗而受罚，继续回到江南当他的两江总督，让李鸿章去剿捻立大功。这是曾国藩的老到之处。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他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清廷当时的国力十分软弱，凡是涉外的案件都非常难办，教案涉及法国，而清廷根本就没有足够强的军事力量可以与法国开战，弱国无外交。法国以其强势对清廷提出无理要求，而清廷根本就没有力量拒绝，曾国藩负责办理教案，自然是很难办的。而曾国藩依附于清廷，他不可能违背清廷的命令，同时，又无法得罪法国人，在法国的要求下，双方商议的结果是处死为首杀人的八个人，并将二十五人充军流放，此外，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而且，还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负责洋务的崇厚率使团至法国道歉。曾国藩要保住自己的顶戴，当然不敢违背清廷和法国两方面的要求，只能向法方妥协，而这一结果是非常屈辱的结果，朝中有正义感的大臣和广大民众对此非常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深知其中和与战的利害关系，只能自引其咎，自己背负骂名，他因此而病情加重，就像剿捻一样，又由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来处理教案。
曾国藩统领湘军时，残酷屠杀无辜平民，剿捻受挫，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备受责骂，但是，不得不承认，他在官场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率领湘军打败太平军，成了清朝汉臣掌握兵权、自组军事力量的第一位统帅，曾国藩扩建江南制造厂，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创办第一所兵工学堂，建立第一所译书馆，安排了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晚清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汉臣。
老祖宗为什么说穷不走水？
文化底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文化传承，则是一个民族是否长盛不衰的根本。中华文化五千年，有深厚的底蕴，我们曾无比强盛、辉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们碰到过困难，但璀璨的文化却一直薪火相传。
前贤们用智慧和实践，总结出了很多生活、做人的道理。这些也都是宝贵的财富，也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下去，避免在生活中走弯路。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穷不走水，富不涉淫"，看似简单的八个字，却道出了人生的真谛。但很多人对这八个字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先从"穷不走水"说起吧。"穷不走水"走水并非水里走的意思
很多俗语、谚语，不能只能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如果仅从字面上去解释它，往往会与实际含义相距甚远，不能表达出其真实内涵、
走水，最肤浅的解释，便是在水里走，当然不是指人直接在水里走，而是借助工具比如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与水有关的从事与水有关的行业，比如航运、渔民等等。
"穷不走水"，看表面意思好像就是说，就算你再穷也别去从事与水有关的行业。这样说好像也说得通，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一句俗语"水火无情"，确实，不管是江、河、湖、海都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造船业、天气预报不发达的古代。在水上作业时，那一叶扁舟是抵挡不住狂风巨浪的。
但实际上"穷不走水"中，"走水"却不是这个意思，走水，在古代有失火的意思。所以很多人认为，"穷不走水"的意思是，穷人家千万不能失火，因为家徒四壁的穷人家里，一般都是茅屋，家中若是失火，真的是全部家当都会付之一炬，可能会连安身之所都没有了。这样解释，看似有理，但也没能说出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走水"确实是，失火的意思，但"穷不走水"的真正内涵是说，就算你再穷也不能去放火。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为大罪，这句话是告诫所有人，就算穷，也可以通过双手，通过劳动来改善。切不可"穷则思变"，去做出作奸犯科的事，试图用犯罪的手段改变生活，这才是"穷不走水"的真正意思。
"富不涉淫"大家都懂
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大家都懂，常言道"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淫"，古人的解释是沉溺、贪婪、过度的意思。
比如"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其意思说的是"各种恶都是从过度开始的，各种行为当中以孝道为先。"任何事都不能过度、沉溺，贪婪，做人、为官者不能放纵自己、不可贪婪。
"富不涉淫"是告诫人们，富有的人，也不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坐吃山空。就算你是富有的，也需要勤劳、节俭。如若不然，纵有有万贯家产，也会被败光。且贪图享受，不务正业者，多数结局都很惨，甚至将几代人的努力，毁于一旦。
结语
"穷不走水，富不涉淫"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可试图通过不法的手段，改变命运，想要改变人生，只能依靠勤劳的双手；而富有的人，不可放纵自己，不可沉溺于酒色财气之中，就算你很富有，也需要勤奋，需要劳动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如若不然其结果只会是坐吃山空、由富变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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