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集团(明朝皇帝不断尝试从文官手里夺权)
专栏
2023-12-06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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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庄士集团,明朝皇帝不断尝试从文官手里夺权?
俗话说:明亡于党争。其实,明朝最大的矛盾却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权力斗争。皇权与相权之争延续千年,但朱元璋一咬牙一跺脚,把丞相制度给废了,表面上看起来集大权于一身,但实际上皇帝不得不亲自处理大量事务,朱元璋这个工作狂可以做到,但他的子孙后代就不一定了。
1.内阁制的构造实际上强化了文官的力量
胡惟庸以后,明朝再无宰相,取而代之的是朱棣始创的内阁制。内阁大学士起初品级较低,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帮助皇帝起草文件,上传下达。随着时代变迁,像朱元璋、朱棣这样的权威帝王鲜少出现,内阁顺理成章拥有票拟权,直接参与决策,很可以像三省六部制那般封驳审议,直接退回皇帝的决定。
此时内阁首辅带领下的内阁更像是一个小丞相,他不足以统率百官,使得百官可以绕过他们直接攻击皇帝,而皇帝却没有抓手可以惩戒百官。如杨廷和、杨慎会带头对抗皇帝,而像申时行、方从哲则是在皇帝与百官间和稀泥,完全无助于君臣关系好转。
2.明朝皇帝十分孤独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被废以后,反倒是出现了许多九千岁,例如刘瑾、魏忠贤,这与他们手中的勾红权利有关。明中期以后,皇帝越来越懒,连最起码的朱批都不愿意亲自动手了,形成了内阁拟定意见—秉笔太监按皇帝意思同意与否。如此一来,宦官便成为皇帝最亲近和信任的人,若是皇帝年幼或者天真,真的就会被宦官或者权臣蛊惑。例如王振,带着年轻的英宗送死,陪葬的是大明的二十万精锐;即便聪明绝顶如嘉靖帝,严嵩父子、徐阶也可以摸透他老人家的意思行事,贪污腐败、祸国殃民不亦乐乎。
到了万历,前十年,张老师(张居正)和大伴(冯保),一个提出意见,一个勾红批准,方才保证了改革雷厉风行地推行。明朝在很多时候,都需要这两者处于一种平衡,国家才能正常运转。到了天启时期,东林党抱团,与魏忠贤的阉党势不两立,熹宗不会对任何一方赶尽杀绝,因为让谁势大,都会使得权力失去控制,他既需要靠文官治国,又要靠宦官鞭策他们,有时还得收收矿监税弥补财政(文官已被东南富商士绅收买,不愿纳税)、外出监军替皇帝了解前方战报。崇祯不懂这个道理,一上台就灭了阉党,导致东林党一家独大,一群文人天天瞎比比也不干事,奏折片子满天飞却无一字涉及实事,最终自食其果自缢亡国。
文官与皇权的斗争在中后期尤为激烈,明末三大案均集中发生在万历、天启的二十年间,皇帝用罢工、权杖、任用宦官,都无法对抗团结的文官群体,皇帝身边缺乏得力的助手,无论宦官还是锦衣卫,文化水平显然都没有文官那么高,政治斗争也只会简单粗暴地下诏狱,因此也被越描越黑。
3.理学占绝对领导
汉武帝通过“天人感应”确定了君权神授,历朝历代都以皇权为尊。但是到了宋代,国家面临强敌,被欺辱百年最终亡国灭种,给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程颐、朱熹为首的大儒研究出了理学,重新定义儒家理论,认为天地有永恒不变的道义,哪怕改朝换代、天崩地裂,也是不容改变的,放在社会上是纲常礼教,天理可存,人性得灭,通过每个人都克制自己的私欲,天下就能实现道统。
显然,这是个理想的社会。只不过太过于理想,是不能实现的。
到了明朝,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集中表现为文臣与皇帝的对立。他们通过垄断科举保证了所有的官吏都是由完整的理学教育产生,他们不畏惧权杖,也不害怕皇帝的特务,他们敢于与皇帝的宦官斗争,因为他们认为是正义的,必须得这么做。有时这样的坚持确实可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比如土木堡之变,于谦率残军败将击溃了瓦剌,保住了国家的半壁江山。但到了后期,严苛的纲常礼教与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形成尖锐的矛盾,社会道德沦丧,礼义廉耻不知为何物,使得明亡之时,为国殉难的大臣竟然比靖难时还要少,最典型莫过于东林领袖钱谦益,想自溺,却嫌水冷。
这些文臣为自己卖主求荣、贪生怕死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即为天道而生。因此他们在对抗皇权时前赴后继,他们要争取通知的话语权,因此如果皇帝乖乖听话,那么史官会把他描述成千古明君;如果皇帝很有个性、想靠自己有所作为,那么估计就会被写成玩物丧志、荒淫无度。典型的对比是宪宗和孝宗,实际上宪宗的治下人民幸福程度高于孝宗,不然成化犁庭这样的千古战绩怎么会发生在宪宗时期。
梁山好汉为何心甘情愿为宋江卖命?
这两个问题要放在《水浒传》创作思想的五重结构里分析,才看得清楚!下列看法供参考:
【1,体制原因】封建强权和贪官污吏主导的国家体制造成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是水浒英雄等平民草根阶层和中下级官宦阶层寻求人生立足和冒险搏命的根本原因,也是全书的时代背景和利益层面的总态势。小说自始至终都宣扬社会各阶层“造反有理,拼争活命”的斗争哲学,从朝堂的集团利益斗争到百姓的聚众起义,无不是在纷乱天下里,以各种手段各取所需;官僚用权势,百姓用刀枪,重新界定社会关系,谋取自由生存的本钱。当社会畸变成不抗争就没有活路的时候,不斗争是窝囊的死,斗争是体面的死,横竖都是死,所以,众英雄对宋江“忠义”口号的死心归附,和宋江对宋皇的甘心招安,本质都变成一回事,就是无序世道下为能更好活命的本能。非要探讨宋江有没有后台的话,很清楚,后台就是他内心深处“人生立世,效忠家国”的处世准则,就是“三纲五常”的行动哲学,即视众英雄为“家兄弟”,视宋皇为“君父”,宋江一生都不怕死,就怕“不忠不孝”,被世人唾骂!
【2,法则原因】当抗争成为最有效获取社会资源再分配捷径的时候,人人都热衷于铤而走险,以各自优势攫取社会资源,凌驾于社会上层,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天下大乱和社会基本道义沦丧,给了人民造反的理由,暴力大小成为生存力大小的唯一尺度,更是获得社会利益的唯一方式。众英雄以武艺立身,以上山合作打劫官府与豪强,以集团方式挑战社会旧秩序,重塑社会地位,始终跟着宋江走到底,就是个人暴力不足以抵抗宋朝国家暴力,唯有兄弟合伙为更大暴力资本,才能与之抗衡。同理,宋江敢与宋皇谈招安,靠的就是“暴力牌”,靠山就是“暴力通吃一切”的终极社会权利。李逵的“板斧主义”形象而直观地把血淋淋的人生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
【3,伦理原因】封建社会里,人人灵魂深处都有个“皇帝梦”,乱世也是野心家醉心投机,以逐鹿天下神器的良机,怀着蠢蠢欲动而上路的人,会在共同追求下走到一起,合作着同赌命运,造成人亡政息,天下重组。所以,儒家道家的圣贤要传播“忠孝无为思想”,平定世人的非分之想,维持社会秩序的长久安宁。皇帝梦与圣贤理的矛盾,也成为贯穿每个人生命信仰和行动准则的主线,象一张看不见的、无人幸免的大网,同样束缚着众英雄和宋江的一生。即便是入云龙公孙胜和他的师傅罗真人等试图远离尘世的修行人,也没法免俗。众英雄为江湖道义,不愿背叛宋江;宋江为立世道义,不愿背叛宋皇。同时,众英雄为生存自由,敢惩罚大宋官府和官绅豪强,践踏大宋江山;宋江为生命尊严,敢号令天下绿林,挑战皇权,撼动朝野。生存需要和信义叛逆的矛盾,是英雄们无法超越的历史宿命,也是全书悲剧的总根源!
【4,本性原因】从个人角度看,人生之路重在对方向的自我选择,以实现幸福追求;从国家角度看,统治者必须剥夺人民选择命运的充分权利,以规则约束人滥用生存选择权,维护家天下的法理秩序。要独裁还是要民主,要自由还是要压迫,在全书中通过英雄们的视角,对此做了重新定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你有我有全都有,这是要绝对的自由和民主;打家劫舍,攻陷城池,屡败官军,震动天下,这是以自己的小独裁,反抗宋皇的大独裁和大压迫。英雄们价值判断的天然本性,是要实现与皇帝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平起平坐权利,为实现这一点,必须通过领袖宋江向皇帝表达诉求,伸张权利,拜服大哥就是必然!所以,众英雄对大哥的绝对服从,就成为宋江的现实后台;为兄弟忠义不惜身死的立身原则,就成为宋江的精神后台。
【5,价值原因】众英雄多是武夫,他们之间交往,靠的是名气、财富、恩情、武艺、道义甚至是兵器、酒肉,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处世的标准相同,就彼此成生死兄弟,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梁山英雄在集团内部立足,靠的是家世背景、曾经的官职、武功和与宋江关系的亲疏,彼此的矛盾被宋江以忠义思想与宿命思想掩盖着,对外变成“替天行道”的口号式共同价值观,即为公不为私的普世准则,实质上也同化和统一了所有英雄的灵魂,终成归一的理想信念。这就是当宋江对宋皇再卑躬屈膝,再忍辱投靠,再巴结为奴,再卖命打江山,英雄们也不改初衷,始终生死相许的价值因素。故众兄弟是宋江的手足,宋江是众兄弟的头脑,相互连体同根,形同一人。而宋江身与兄弟相连,立身以兄弟为靠山;内心与宋皇的江山社稷相连,把江湖义气和济世责任贯为一体,以忠义天下的思想为靠山。
当然,作者施耐庵对梁山英雄对宋江的绝对崇拜,不全赞同,而留下了变异结论,即公孙胜、朱武、樊瑞等的道家去向,鲁智深、武松的佛家去向,张青等的田园去向等;对宋江的悲惨结局,还是留下了宋皇褒奖,令其忠义大白天下,感照日月的历史情怀。从这个角度讲,宋江的侠义立身和道义立世的思想后台,是被施耐庵隐约推崇的!
鞍山站前空地要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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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集团,明朝皇帝不断尝试从文官手里夺权?
俗话说:明亡于党争。其实,明朝最大的矛盾却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权力斗争。皇权与相权之争延续千年,但朱元璋一咬牙一跺脚,把丞相制度给废了,表面上看起来集大权于一身,但实际上皇帝不得不亲自处理大量事务,朱元璋这个工作狂可以做到,但他的子孙后代就不一定了。
1.内阁制的构造实际上强化了文官的力量
胡惟庸以后,明朝再无宰相,取而代之的是朱棣始创的内阁制。内阁大学士起初品级较低,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帮助皇帝起草文件,上传下达。随着时代变迁,像朱元璋、朱棣这样的权威帝王鲜少出现,内阁顺理成章拥有票拟权,直接参与决策,很可以像三省六部制那般封驳审议,直接退回皇帝的决定。
此时内阁首辅带领下的内阁更像是一个小丞相,他不足以统率百官,使得百官可以绕过他们直接攻击皇帝,而皇帝却没有抓手可以惩戒百官。如杨廷和、杨慎会带头对抗皇帝,而像申时行、方从哲则是在皇帝与百官间和稀泥,完全无助于君臣关系好转。
2.明朝皇帝十分孤独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被废以后,反倒是出现了许多九千岁,例如刘瑾、魏忠贤,这与他们手中的勾红权利有关。明中期以后,皇帝越来越懒,连最起码的朱批都不愿意亲自动手了,形成了内阁拟定意见—秉笔太监按皇帝意思同意与否。如此一来,宦官便成为皇帝最亲近和信任的人,若是皇帝年幼或者天真,真的就会被宦官或者权臣蛊惑。例如王振,带着年轻的英宗送死,陪葬的是大明的二十万精锐;即便聪明绝顶如嘉靖帝,严嵩父子、徐阶也可以摸透他老人家的意思行事,贪污腐败、祸国殃民不亦乐乎。
到了万历,前十年,张老师(张居正)和大伴(冯保),一个提出意见,一个勾红批准,方才保证了改革雷厉风行地推行。明朝在很多时候,都需要这两者处于一种平衡,国家才能正常运转。到了天启时期,东林党抱团,与魏忠贤的阉党势不两立,熹宗不会对任何一方赶尽杀绝,因为让谁势大,都会使得权力失去控制,他既需要靠文官治国,又要靠宦官鞭策他们,有时还得收收矿监税弥补财政(文官已被东南富商士绅收买,不愿纳税)、外出监军替皇帝了解前方战报。崇祯不懂这个道理,一上台就灭了阉党,导致东林党一家独大,一群文人天天瞎比比也不干事,奏折片子满天飞却无一字涉及实事,最终自食其果自缢亡国。
文官与皇权的斗争在中后期尤为激烈,明末三大案均集中发生在万历、天启的二十年间,皇帝用罢工、权杖、任用宦官,都无法对抗团结的文官群体,皇帝身边缺乏得力的助手,无论宦官还是锦衣卫,文化水平显然都没有文官那么高,政治斗争也只会简单粗暴地下诏狱,因此也被越描越黑。
3.理学占绝对领导
汉武帝通过“天人感应”确定了君权神授,历朝历代都以皇权为尊。但是到了宋代,国家面临强敌,被欺辱百年最终亡国灭种,给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程颐、朱熹为首的大儒研究出了理学,重新定义儒家理论,认为天地有永恒不变的道义,哪怕改朝换代、天崩地裂,也是不容改变的,放在社会上是纲常礼教,天理可存,人性得灭,通过每个人都克制自己的私欲,天下就能实现道统。
显然,这是个理想的社会。只不过太过于理想,是不能实现的。
到了明朝,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集中表现为文臣与皇帝的对立。他们通过垄断科举保证了所有的官吏都是由完整的理学教育产生,他们不畏惧权杖,也不害怕皇帝的特务,他们敢于与皇帝的宦官斗争,因为他们认为是正义的,必须得这么做。有时这样的坚持确实可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比如土木堡之变,于谦率残军败将击溃了瓦剌,保住了国家的半壁江山。但到了后期,严苛的纲常礼教与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形成尖锐的矛盾,社会道德沦丧,礼义廉耻不知为何物,使得明亡之时,为国殉难的大臣竟然比靖难时还要少,最典型莫过于东林领袖钱谦益,想自溺,却嫌水冷。
这些文臣为自己卖主求荣、贪生怕死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即为天道而生。因此他们在对抗皇权时前赴后继,他们要争取通知的话语权,因此如果皇帝乖乖听话,那么史官会把他描述成千古明君;如果皇帝很有个性、想靠自己有所作为,那么估计就会被写成玩物丧志、荒淫无度。典型的对比是宪宗和孝宗,实际上宪宗的治下人民幸福程度高于孝宗,不然成化犁庭这样的千古战绩怎么会发生在宪宗时期。
梁山好汉为何心甘情愿为宋江卖命?
这两个问题要放在《水浒传》创作思想的五重结构里分析,才看得清楚!下列看法供参考:
【1,体制原因】封建强权和贪官污吏主导的国家体制造成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是水浒英雄等平民草根阶层和中下级官宦阶层寻求人生立足和冒险搏命的根本原因,也是全书的时代背景和利益层面的总态势。小说自始至终都宣扬社会各阶层“造反有理,拼争活命”的斗争哲学,从朝堂的集团利益斗争到百姓的聚众起义,无不是在纷乱天下里,以各种手段各取所需;官僚用权势,百姓用刀枪,重新界定社会关系,谋取自由生存的本钱。当社会畸变成不抗争就没有活路的时候,不斗争是窝囊的死,斗争是体面的死,横竖都是死,所以,众英雄对宋江“忠义”口号的死心归附,和宋江对宋皇的甘心招安,本质都变成一回事,就是无序世道下为能更好活命的本能。非要探讨宋江有没有后台的话,很清楚,后台就是他内心深处“人生立世,效忠家国”的处世准则,就是“三纲五常”的行动哲学,即视众英雄为“家兄弟”,视宋皇为“君父”,宋江一生都不怕死,就怕“不忠不孝”,被世人唾骂!
【2,法则原因】当抗争成为最有效获取社会资源再分配捷径的时候,人人都热衷于铤而走险,以各自优势攫取社会资源,凌驾于社会上层,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天下大乱和社会基本道义沦丧,给了人民造反的理由,暴力大小成为生存力大小的唯一尺度,更是获得社会利益的唯一方式。众英雄以武艺立身,以上山合作打劫官府与豪强,以集团方式挑战社会旧秩序,重塑社会地位,始终跟着宋江走到底,就是个人暴力不足以抵抗宋朝国家暴力,唯有兄弟合伙为更大暴力资本,才能与之抗衡。同理,宋江敢与宋皇谈招安,靠的就是“暴力牌”,靠山就是“暴力通吃一切”的终极社会权利。李逵的“板斧主义”形象而直观地把血淋淋的人生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
【3,伦理原因】封建社会里,人人灵魂深处都有个“皇帝梦”,乱世也是野心家醉心投机,以逐鹿天下神器的良机,怀着蠢蠢欲动而上路的人,会在共同追求下走到一起,合作着同赌命运,造成人亡政息,天下重组。所以,儒家道家的圣贤要传播“忠孝无为思想”,平定世人的非分之想,维持社会秩序的长久安宁。皇帝梦与圣贤理的矛盾,也成为贯穿每个人生命信仰和行动准则的主线,象一张看不见的、无人幸免的大网,同样束缚着众英雄和宋江的一生。即便是入云龙公孙胜和他的师傅罗真人等试图远离尘世的修行人,也没法免俗。众英雄为江湖道义,不愿背叛宋江;宋江为立世道义,不愿背叛宋皇。同时,众英雄为生存自由,敢惩罚大宋官府和官绅豪强,践踏大宋江山;宋江为生命尊严,敢号令天下绿林,挑战皇权,撼动朝野。生存需要和信义叛逆的矛盾,是英雄们无法超越的历史宿命,也是全书悲剧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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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价值原因】众英雄多是武夫,他们之间交往,靠的是名气、财富、恩情、武艺、道义甚至是兵器、酒肉,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处世的标准相同,就彼此成生死兄弟,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梁山英雄在集团内部立足,靠的是家世背景、曾经的官职、武功和与宋江关系的亲疏,彼此的矛盾被宋江以忠义思想与宿命思想掩盖着,对外变成“替天行道”的口号式共同价值观,即为公不为私的普世准则,实质上也同化和统一了所有英雄的灵魂,终成归一的理想信念。这就是当宋江对宋皇再卑躬屈膝,再忍辱投靠,再巴结为奴,再卖命打江山,英雄们也不改初衷,始终生死相许的价值因素。故众兄弟是宋江的手足,宋江是众兄弟的头脑,相互连体同根,形同一人。而宋江身与兄弟相连,立身以兄弟为靠山;内心与宋皇的江山社稷相连,把江湖义气和济世责任贯为一体,以忠义天下的思想为靠山。
当然,作者施耐庵对梁山英雄对宋江的绝对崇拜,不全赞同,而留下了变异结论,即公孙胜、朱武、樊瑞等的道家去向,鲁智深、武松的佛家去向,张青等的田园去向等;对宋江的悲惨结局,还是留下了宋皇褒奖,令其忠义大白天下,感照日月的历史情怀。从这个角度讲,宋江的侠义立身和道义立世的思想后台,是被施耐庵隐约推崇的!
鞍山站前空地要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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