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371(郑和和郑成功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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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2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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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301371,郑和和郑成功有何关系?
郑和和郑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郑和(1371年 /uploads/title/20231031/65405f5092285.jpg 1433年),原姓马,小名三宝,又作三保,法号福吉祥,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明成祖赐姓郑,故称郑和。中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宦官及武术家。
郑和奉明成祖之命开始他的七次远航,历时二十八年,访问了三十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总航程达七万多海里,足绕地球三周有余,其航程之远及船队规模之大,为当时罕见。郑成功(1624.08.26-1662.06.23),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 福建泉州南安人,祖籍河南固始。 扩展资料:郑成功生平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曾为海盗,后为南明水师将领,出身明朝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安平镇(现分属中国福建省泉州市辖下的晋江市安海镇及南安市石井镇)。
母田川氏出身于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今日本长崎县平户市)。郑成功生于平户,六岁时回到闽南故乡,及长被送往金陵求学,成为监生。
明朝长成最后是谁修完的?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特别是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
几乎都要修筑长城。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历代修建与坚守的作用与代价如左河水所云“千古胡兵屈仰止,万重血肉铸安宁。”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明长城用材与秦长城相似,而区别于汉长城、清长城。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涞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明长城属于明太祖所设的北方三道防线的最后一道。
第一道防线: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派兵攻克元大都(北京)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退到塞外,其继承者仍自称大元皇帝,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经常骚扰明的边境。但明开国之初,国势比较强盛,在内蒙古地区,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有大宁卫(地处东部蒙古走廊开平卫侧翼)、开平卫(地处元上都为前进基地)、及东胜卫(地处黄河后套是各方进入河套的冲要开平卫侧翼)三个重镇呈三角形。明太祖在漠南借地利屯田牧马助军资,以图反攻岭北继承元朝这个仅存的行省,漠南所设置的诸多卫所都远在长城以北。明人评价“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第一道防线被永乐爷孙破坏。
第二道防线:塞王指明朝在尊王攘夷思想下制定的镇守边塞扩土开疆的藩王,即从东到西是指
永乐年间藩王卫所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肃王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同时,还经常派遣宗王出边巡狩。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齐王槫率护卫骑兵于开平近地围猎。”在开平卫(上都城)周边地带围猎,时间大约在当年的三月至八月,名为围猎,主要为了围剿残元军队继承元朝岭北行省,这是朱元璋宗王出镇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既“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的打法,洪武三十年夏四月,朱元璋敕谕晋王“备边十事”,包括检阅开平地区的驻军情况,设置斥侯,开展屯田生产等边务,并交由晋王等全权负责,晋王亦掌管东胜卫附近诸卫所。肃王掌管居延海附近卫所,海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又有弱水及其支流张掖河同河西走廊相接,是蒙古人南下的主要途径,洪武二十六年之后,朱元璋在离亦集乃不远的地方设置了威远守御千户所,在肃州与居延海中间设立了威虏卫、白城子守御千户所。这一卫二所成为明军出征蒙古的据点。所以嘉靖《陕西通志》载行都司疆域“东一千一百七十五里,至于临挑府之兰州界;南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至于西宁卫之黄河界;西五百七十里,至于肃州卫之嘉峪山;北一千五百里,至亦集乃地”。宁王在长城以北“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统塞上九十城,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第二道防线被永乐爷孙破坏。
第三道防线:明长城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主要配合明太祖北伐所加固修缮,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等来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的城关后发动第一次北伐;洪武四年(1371年)又发动蔚、忻、崞三处民工和士兵协力修筑加固上述长城后发动第二次北伐。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祖令徐达建古北口关城后发动第三次北伐,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建老龙头长城、小河口长城后发动第四次北伐和第五次北伐。此后,明王朝虽仍很重视北方边地的防务,但仅是加强边将出卫巡逻而已,并无需大筑长城。
建文中(1399—1402年),“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其所修缮的重点,是在今河北宣化以北迤西至山西大同以北的外边长城。
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敕边将治濠垣,自长安岭(今宣化东北约一百四十里)迤西,至洗马林(今河北万全西),皆筑石垣,深濠堑,以固防御”。当是在建文年间修竣的基础上,进一步改修石垣以加固的。永乐十一年及十三年,先后建成山西沿边的烽火台,和在关外各个隘口筑起要塞,以及在开平卫建筑的烟墩。
明宣宗宣德元年及三年(1426及1428年)修筑了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沿边险隘及居庸关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增置“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继又修建宣府至大同一带的城堡和建立大同威远卫等。总之,明朝前期,从洪武到正统十二年(1368—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主要是在魏、齐长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些烟墩、烽堠、屯堡、关城、濠堑等。其中在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1410—1424年)年间,先后五次出兵,深入漠北,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瓦剌和鞑靼首领,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但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而长期威胁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虏套寇也是土木堡之变后所出现的。
土木之变后,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族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由此以后加强北方防务,修建长城防明长城御体系便显得越来越重要。
明朝对长城的大规模兴筑,始于正统,止于嘉靖末年,历时130年。这个阶段由于明朝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对北方的防御也逐渐演变成以守为主。经过百余年间的经营使整个北方的边防形成以长城为主体的点线结合,以点控线、以线制面的九边防御体系。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陆续修建辽东镇的辽河西和辽河套一带的长城。成化三年(1467年)辽阳副总兵韩斌负责修建长城。成化十年(1474年)徐廷璋、范瑾督造宁夏河东长城,“自黄沙咀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夯土长城是明长城的主要部分,夯土墙是以木板作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成的,每一米造价约为一两银子。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一月,筑宁县沿河边墙。正德元年(1506年),又筑三十里长城。嘉靖十年(1531年)陕西三边总制尚书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李成梁修建辽镇长城(九门口长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修“嘉峪关墙一道,南至讨来河十五里,北至石关儿十五里,共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抚曾铣在二边以南建造长城。嘉靖三十年(1551年)于北京北部、东部大修长城,至三十四年(1555年)结束。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独创在蓟镇建立包砖长城,加厚城墙,又建空心敌台,能存放兵器火药,16年内一共建空心敌台1017座。
明后期(1567~1620)隆庆、万历之际,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满族)。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条)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1619)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
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蓟镇长城
在“蓟辽总督”谭纶、刘应节、总兵官戚继光主持下造砖石空心敌台3000座,增筑山海关石墙至南海口入海(今老龙头),修缮工程不仅是环卫京师的内长城,还扩大至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内三关长城。
宣府镇长城
隆庆二年(1568)总督方逢时补筑北路龙门所外边,起龙门所之盘道墩,(今河北赤城县东),迄靖虏堡之大衙口(今河北崇礼县东南),将开平卫独石堡围在长城以内。万历以后,全部包砖。
大同镇长城
万历初年(157441379)户部发26万余金修补增筑大同镇屯堡257,敌台1 028所,砖包。
山西镇
万历二十三年(1595)巡抚李景重筑雁门关边墙,绵亘15里。增修偏头关、宁武关关城和沿太行[岭南下长城各关城、空心敌楼,皆瓮砖。
榆林镇
总兵和巡抚衙署成化中自绥德州城迁至榆林卫城后,延绥镇亦称榆林镇。隆庆年间,巡抚王遘重建大边长城;东起榆溪河西岸,西至保宁堡(今榆林市西南30余里);五年(1571)郜光先又督造榆溪河红石峡以东至常乐堡(榆林市东北40余里)、保宁堡西南至波罗堡大川口无定河北岸的两段长城;万历初,张守中殚力营建黄甫川至建安堡(今榆林市李家峁村南)及波罗堡西南至镇靖堡的数百里大边长城。这一带河泽众多,沙砾遍地,旧墙早已冲垮,此次施工砌石券水洞暗门、水口水眼、水道五百余处,解决了城墙跨河的难题.同时“因边为墩,因墩置院,因地筑寨,补修改移,重新配置”,计修墩堠104,墩院484,寨城59使榆林镇北边长城最终定型,屹为巨障。万历三十五年(1607)榆林长城又进行了清除积沙、砖包台堡的工程,并在榆林城北15里红山市口创建镇北台、高7丈,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最大的一座城台。
宁夏镇
公元1561年宁夏发生大地震,长城倾圮殆尽,隆庆年间首先重建黄河东岸坍塌的长城。万历初年开始补筑或重建贺兰山诸沟口的关墙,增筑墩台、大小堡寨。
固原镇
隆庆五年(1571),总督王之诰、戴才相继主持新筑裴家川长城“于宁夏扯木峡旧堡河口、至五方寺塔儿湾白草[羊]川墩。”新筑边墙北自今宁夏中卫县西界,循黄河南岸延伸,止于甘肃景泰县五佛寺乡对岸,与固原旧边相衔,并建水安堡城(今靖远县石门乡东南)驻军戍垦。万历二十六年(1598)大、小松山战役以后,甘肃镇拓新边,尔起五佛寺南黄河西岸的索桥,与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首尾相望,旧边民城军事地位衰落,固原镇防守重心北移至黄河南岸裴家川长城一线,沿线增建几十座城堡墩台,井开口互市,成为贺兰山以西“西套”蒙古诸部同长城以内贸易的重要孔道之一。
甘肃镇
明朝后期,长城大规模地重建与改线主要发生在甘肃镇防区内。隆庆五年(1571)廖逢节主持数段重建工程。其一,西自甘州卫板桥堡(今临泽县板桥镇),东自明沙堡(今张掖西北60里),其二,东至板桥堡,西达镇夷所(今高台县西北天城村)黑河东岸(今正义峡);其三,西起嘉峪关,东接镇夷所黑河西岸;其四,自山丹卫教场东接古城窟界碑(今山丹县城东南100里)。重建工程重点是修复城垣,重挖堑壕,补砌排水道。万历二年(1574)以后陆续以青砖包砌,焕然改观。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边总督李汶集七路之师,分道出兵,进剿盘踞于大、小松山(今甘肃景泰县寿鹿山、昌林山)一带的鞑靼阿赤兔等部。役平,遂筑松山“新边”。“河东自永安索桥至小松山双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门至小松山双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秦边纪略》卷一)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固原镇,河西指甘肃镇防地。永安索桥,位于今景泰县东南黄河西岸;双墩指景泰县西北昌林山张家梁,时为二镇分界地;泗水堡、土门堡,即今古浪县北的泗水、土门乡。这条新边长城东与黄河东岸的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隔河相望,西同甘肃镇古浪所、庄浪卫(今甘肃永登)旧边相衔,构筑于松山北麓与卤碛沙滩之间,全长400余里,墙内新筑土门、大靖、裴家营、红水河、三眼井、芦塘营诸城堡,由甘肃、固原二镇分防,使明王朝该段防线自黄河沿岸向北推进了300余里,乃明后期修筑长城的最大工程。
抚宁县长城
2014年5月5日,在抚宁县驻操营镇板厂峪景区,河北秦皇岛:修复明长城泥土象棋子现身长城下。
再河北秦皇岛的抚宁县驻操营镇板厂峪景区159号敌楼——160号敌楼之间233米的明长城正在有条不紊地修复中。在清理159号敌楼下长城地基时,守卫长城的将士用泥土自制的象棋被发现。象棋子分两种,一种发黑,一种土黄色。清理出土的象棋子四十余枚,分两种,一种发黑,一种土黄色,从字体上看为明代的仿宋体。
水浒传主要写了什么作者是哪个朝代谁?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明代
施耐庵(1296年/uploads/title/20231031/65405f5092285.jpg1371年),扬州府兴化人(今江苏兴化人),原名施彦端,又名子安,字彦端,原名耳(一说名耳),别号耐庵。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斥,遂辞官回家。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等十八名壮士率壮丁起义反元。张士诚敬其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乐土”的宏远计划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
后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后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骐家中坐馆,除了教书以外,还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 《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材。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征求兴化好友顾逖的意见,在白驹修了房屋,从此隐居,专心于《江湖豪客传》的创作。《江湖豪客传》成书后,定为《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据传为元末明初施耐庵,并由罗贯中加以润色及编排,实际参与创作者跨越了从宋元到明末的数百年,包括了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文学作品。
从早期刊本的署名上看,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罗贯中编集。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署名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
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看,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书本。”
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一百卷。钱塘施耐庵书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
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现有《施氏家簿谱》存世。
为何被称为天下奇男子?
关于王保保“天下奇男子”的称号,可以说是明太祖朱元璋“亲封”的,这主要是由于王保保在元朝末期对抗明军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谋略以及勇武。
王保保出身元末蒙古贵族,却长期居住于中原身为蒙古贵族,王保保只是他的“汉名”,他真实的名字叫做“扩廓帖木儿”,是蒙古也台部人,他的父亲是元朝的翰林学士、太尉“赛因赤答忽”,母亲是元末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姐姐,后来,被他的舅舅“察罕帖木儿”收为了养子。
而由于他有着蒙、汉两个名字,再加上,他又长期地生活在河南地区,所以,关于他的身世就出现了诸多的传闻。
在元末时期,一直都流传着王保保其实就是河南沈丘的汉人,“扩廓帖木儿”反而是元顺帝赐给他的名字,甚至就连后来由明朝所颁布的北伐檄文《谕中原檄》当中也以“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来讽刺“王保保”。
而这一传闻却随着王保保生父“赛因赤答忽”墓葬的出土终于水落石出,因为在“赛因赤答忽”的墓志铭上明确地记载了“扩廓帖木儿”就是王保保的原名而非是由元顺帝所赐,而且他虽然长期在中原生活,但却并非是汉人,而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
至于“王保保”久居中原,那自然便是因为成吉思汗在一统天下之后,中原地区也成为了元朝的王土,那么自然便会有大量的蒙古贵族离开他们的草原去到全国各个地方去驻守或者担任官职。
而“王保保”父母双方的家族,当时便全部都已经在河南地区生活很久了,也正因如此呢,他们全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那么,王保保自然也是一样了,虽说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人,但其实与汉人没有什么差别。
而要说到“王保保”后来逐渐成为了一位能争惯战的元朝名将,就得从元朝末期所爆发的“红巾军”起义说起,“红巾军起义”的性质属于农民起义,而且,后来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也投身其中,成为了其中一支起义军的首领。
面对起义军在各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王保保的生父“赛因赤答忽”便组织了一支“义军”来镇压在河南地区起义的“红巾军”,而且还跟王保保的舅舅,也是他后来的养父“察罕帖木儿”协同作战。
于是就在至正二十五年,即公元1365年,他的生父去世之后,他也投身到了军中参加了对“红巾起义军”的镇压,所以,他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王保保极其善于用兵,对抗明军常有胜绩受到朱元璋交口称赞当时间来到至正二十八年,同时也是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闰七月的时候,此时朱元璋已经在应天称帝,正式建立大明王朝,而元朝军队节节败退,先是让出了中原,而后退出了“大都”,并且逐渐地退到了北方的山西地区。
而当时的“王保保”也已经成为了整个元朝的中流砥柱,他便负责了针对整个山西地区的防御,同时,他的肩上也担负着要复兴元朝的重任,当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已然是不可能的了。
元朝军队退出大都,那么明军自然便能十分轻松地进驻“大都”,而且进驻之后还将“大都”更名为“北平”,这便是要彻底地向天下宣告,元朝已经不复存在,明朝已经崛起。
而接下来便出现了明军和王保保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之间所打过的诸多交道和战争,双方第一次打交道是在两军交战之前,明军先派出了元朝的尚书“九住”前去冀宁招抚王保保,不过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遭到了王保保的拒绝。
明军这样做是典型的“先礼后兵”,不过,既然招抚不成,那就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于是,明军大将常遇春便率领他的主力立刻南下保定、中山、真定等地,以作为进攻山西的北路军。
而徐达则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则驻扎在彰德一带,以作为攻打山西的南路军,与此同时,徐达派还派出了前锋汤和部自怀庆出发,目的是为了前去攻取泽州,也正因如此,汤和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就形成了“孤军冒进”的态势。
而且,这样的“态势”恰恰就被当时率军准备抵御的王保保给发现了,于是,就在同一年的十月初,王保保便派军向南攻打了汤和的先锋部队,元、明两军在韩店地区爆发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然而,正由于汤和的先锋部队是孤军深入,所以,最终惨败而归。
听闻“王保保”打了胜仗,元顺帝十分的高兴,当即便对他加以封赏,但同时却要求他从明军的手中夺回大都,而这实在是一件极有困难的事情。
不过,既然大汗下了命令,“王保保”也不能不执行,于是,他便聚拢了一支大军并且向着“大都”的方向进发。
当时作为明军主帅的徐达在得知“王保保”的意图之后,对“大都”并不是很担心,因为他早就已经安排了重兵把守,而且,明军既然占据着大都城便可以据城以守,有着明显的“地利”优势。
他反而觉得既然此次“王保保”是集结了重兵前来攻取大都,那么,元顺帝的退守之地山西必然已经变得十分空虚,而当时明军的主力恰好就驻扎在太行东南部的真定、彰德一带,距离山西的首府冀宁非常近,于是,当即便采用了“批亢捣虚”的战术,派出一支大军直取冀宁。
听闻明军主力出击“冀宁”的消息之后,“王保保”便立刻想率领军队回援抵御,但没想到的是,当时他的身边已经出现了叛将,如果不是“王保保”足够机敏,早就已经成为了明军的阶下之囚了。
在此之后,虽说“王保保”侥幸逃脱了,但是,明军却没打算放过他,常遇春率领军队前去追赶“王保保”,从大同一直追到了甘肃,最后,还是让“王保保”给逃脱了。
“王保保”在成功逃脱之后,再次受到了元顺帝的重用,并且被授以丞相之职,同时也成为了元朝的残余势力与明朝相对抗的主要人物了。
而且,就在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的十月,“王保保”率军包围了明将“张温”所驻守的兰州,听闻兰州被围的消息,明军立刻派出了援军,然而,没想到的是不仅派出的援军被“王保保”全歼,就连援军的将领“于光”也惨遭诛杀。
由此可见,此时甘肃地区已经成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和明朝之间所争夺的焦点之地,而由于失去了兰州之地,为了能够彻底地铲除元朝的残余势力、统一全国,朱元璋便再次以“徐达”为帅发起了“北伐”。
而就是在这场“北伐”战争当中,“王保保”与“徐达”所率领的明朝大军对峙了很久,直到徐达成功地使用“干扰战术”明军才一举击溃了“王保保”所率领的大军,而且,王保保手下的很多将领都被明军生擒。
然而,极为机警的“王保保”却再次成功地带着家眷逃出了明军的包围圈,徐达也跟之前的常遇春一样一直沿着黄河追到了宁夏,但还是没能追上“王保保”,也只好作罢。
成功逃脱之后,“王保保”又受到了当时元朝新登基的皇帝“爱猷识理达腊”的重用,仍然身居“丞相”之职。那么,说到这里就可以来盘点一下“王保保”与明军周旋的那些回合,不仅曾经两次战胜明军,而且还能两次成功地从明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逃脱,这也就难怪朱元璋会亲口说出,他是“天下奇男子”了。
好啦,这个问题就跟列位聊到这里,欢迎列位关注我的头条号“冒牌东方朔”。
唐朝山东富可敌国的传说?
山东富可敌国的是袁紫兰家族。
袁紫兰,字兰馥号景芳,是山东邹平焦桥镇人士。
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邹平袁家始祖袁彦忠,随着移民大潮从河北枣强搬到山东邹平长山县焦桥镇。与康百万家族一样,邹平袁家也是从六世祖开始,家族人丁开始兴盛。兄弟九人分为三支,袁希章属于北支。到第十世北支中袁云蒸是袁紫兰的父亲。
关于袁家的富贵可以找寻的史料很少,传说有两个:一个是袁紫兰出生后,他的父亲埋胎衣时,挖到宝藏。另一个传说是在袁紫兰任柳州知府期间,挖到了吴三桂的宝藏。
袁家泼天富贵的来历并不像康家那样有记录可循,康家曾经两次挂朝廷颁布的“良田千顷”牌匾,袁紫兰爷孙三代在康熙、乾隆年间曾挂了三次千顷牌,袁家土地更是达到了15万亩之巨。名副其实的山东活财神。
外任柳州
袁紫兰,性格朴实无华,以孝顺父母,兄友弟恭而著称乡里。弱冠之年,例授中书之职,由于工作出色,改任户部浙江司员外郎,升工部虞卫司郎中,再次因任内能力突出,被外放为广西柳州知府,右江道篆,调任思恩府。
柳州属于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山中的土司们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经常进行争斗仇杀。在袁紫兰的治下,尤为严重。袁紫兰到任后,实地考察后,召集土司们,开诚布公地开了一次会议,对当地弊政进行了改革,免除徭役并为土司们划定疆域,土司们大为感动。
不久之后,袁紫兰治下有名韦姓巡检亡故,他弟弟与当地一些当地小头目勾结,图谋杀掉他年幼的子侄,想通过阴谋夺取巡检的职位。袁紫兰知道这件事后,立马领兵直捣他们的巢穴,这些小头目只是乌合之众,看到袁紫兰领兵前来,不敢反抗,都作鸟兽散。袁景芳召集韦巡检的旧部,亲自托孤,思恩地区之后安定了下来。
三年后,在恩思在职期满后,袁紫兰升陕西按察使司副使。当时平阳、庆阳地区盗贼四起,在袁紫兰的努力下,当地的治安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盗贼从此在此地区绝迹。庆阳、固原地区正逢大旱,饿殍遍野,袁紫兰慨然开仓放赈,饥民得以生存
告老还乡
袁紫兰之父去世,袁紫兰丁忧三年。原职起复后,正逢西部战乱,袁紫兰负责督办粮饷,尽忠职守。战后,袁紫兰因脚病告老还乡。
回家后,袁紫兰体恤相邻,造福桑梓。1730年,焦桥发大水,他建议以工代赈,此举救人无数。
1734年袁紫兰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还有什么更好的减肥方法吗?
不吃晚饭能起到辅助减肥的作用。但是减少的都是体内水分和肌肉。一旦恢复正常晚饭体重也会立马反弹回来。更何况你也不可能一直不吃晚饭。所以,不吃晚饭是起不到健康减肥的效果的。只有通过科学的健康的饮食,才能达到健康减肥不反弹的效果。
有很多朋友为了减肥会选择不吃晚饭,其实不吃晚饭会使晚上到第二天的空腹时间变长,导致过度饥饿,到了夜里食欲也会倍增。
另外晚上挨饿太久会使得胃中的胃酸积累过多,而它会腐蚀胃粘膜,带来肠胃疾病。
所以,减肥期间晚饭要吃的,而是要吃的营养,这样才能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去增加代谢和消耗脂肪。
晚餐怎样吃更利于减肥?1,晚餐要吃7分饱。
晚餐吃7分饱,不但能减轻胃肠负担,还能避免摄入过量。7分饱应当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胃里还有没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而仍习惯性想吃。但如果把食物拿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了。
2,晚餐要吃早。
晚餐建议用餐时间在下午的5点半和晚上的7点半之间食用比较适宜。尽量保持每天规律进餐。
晚餐如果吃得太晚,会加重消化负担,会影响睡眠质量。如果你是上班族需要加班,最好先吃饭再上班,或在加班的时候吃些水果,梳打饼干等食物作为补充,以免晚餐吃太晚太多。
3,晚餐要吃慢。
晚上吃东西后,身体要感知饱的信息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吃得快,就算你多吃了,也很容易没有饱腹感。因此,晚上吃饭要细嚼慢咽,将食物多次咀嚼后再吞下去,这样有助于消化,还容易感觉到饱。
4,晚餐以后要记得散步。
如果是上班族,长时间的不运动都有消化不良,便秘等问题。晚餐结束半小时后出去散步,这样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
晚餐这2种食物最好不要食用:1,辛辣食物。
如果晚餐吃的过咸过辣,易让肠胃产生灼烧感,导致胃食管反流或便秘,大便干燥,消化不良等问题,从而影响睡眠质量。
2,不要吃难以消化的食物。
晚上的时候肠胃需要温和消化。尤其是像汤圆,年糕,切糕等不易消化的食物,以及干煸,干炸,水分很少的干硬食物,进入胃内以后,会直接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让消化活动变得异常亢奋,还容易导致急慢性胃炎等疾病。
没有退休金的古代人?
孝老爱亲一直到我国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和赡养老人,也是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没有退休金的古代社会,养老主要是依靠家庭,我们都是知道百善孝为先这句话的,这是古代养老的主要途径之一,古代政府也会为百姓养老提供一些保障,下面带您了解一下历朝历代政府,有关养老敬老孝老的相关政策。
秦代:先秦时期国家就将养老问题纳入制度,《礼记·王制》规定:“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
同时在徭役的政策的方面,也是有着很多减免的规定的,《礼记》:“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也就是说家中有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可以相应地减轻徭役。如果长辈有疾病需要有人照护,则儿孙中可有一人不服徭役。
西汉:早在西汉初年,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养老福利政策,对贫穷老人赠与麻布、绸布等多种衣料。
东汉: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还下令,对全国贫穷老者给予粮食补贴。在汉朝的时候,“养老令”在整个汉代一直遵行,这个法律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在闹市执行死刑并示众。
三国:三国时期,曹操曾下令,年满70岁的老妇,如果没有丈夫和儿子的,国家必须赡养。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个针对女性老人的救济政策。
南朝: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北魏: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一些罪行不太严重的犯人。
唐代: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人群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重要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
唐朝也有这些规定,《唐大诏集》:“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这是唐朝政府给与老人物质供给。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
宋代: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的时候,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宋代的福利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健全,甚至超越某些现代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延伸为从“养胎到祭祀”:当一个人还是胎儿时,就可以得到政府资助(孕妇补助),而死后的祭祀,也可以依赖政府拨款。
明代: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朱元璋出生于平民家庭,他问鼎皇位之后,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一个儿子的所有徭役。其实就是把这个几子指定为老人的专职供养者,让老人因此能够得到较为富庶的赡养。
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的国家奖励和荣誉。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有无制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0两银子。国家花钱,直接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清代延续明代制度,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百善孝为先,这是人间真情的永恒旋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关爱家人乃是为人之本,无论是曾经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该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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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371,郑和和郑成功有何关系?
郑和和郑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郑和(1371年 /uploads/title/20231031/65405f5092285.jpg 1433年),原姓马,小名三宝,又作三保,法号福吉祥,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明成祖赐姓郑,故称郑和。中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宦官及武术家。
郑和奉明成祖之命开始他的七次远航,历时二十八年,访问了三十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总航程达七万多海里,足绕地球三周有余,其航程之远及船队规模之大,为当时罕见。郑成功(1624.08.26-1662.06.23),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 福建泉州南安人,祖籍河南固始。 扩展资料:郑成功生平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曾为海盗,后为南明水师将领,出身明朝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安平镇(现分属中国福建省泉州市辖下的晋江市安海镇及南安市石井镇)。
母田川氏出身于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今日本长崎县平户市)。郑成功生于平户,六岁时回到闽南故乡,及长被送往金陵求学,成为监生。
明朝长成最后是谁修完的?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特别是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
几乎都要修筑长城。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历代修建与坚守的作用与代价如左河水所云“千古胡兵屈仰止,万重血肉铸安宁。”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明长城用材与秦长城相似,而区别于汉长城、清长城。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涞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明长城属于明太祖所设的北方三道防线的最后一道。
第一道防线: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派兵攻克元大都(北京)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退到塞外,其继承者仍自称大元皇帝,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经常骚扰明的边境。但明开国之初,国势比较强盛,在内蒙古地区,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有大宁卫(地处东部蒙古走廊开平卫侧翼)、开平卫(地处元上都为前进基地)、及东胜卫(地处黄河后套是各方进入河套的冲要开平卫侧翼)三个重镇呈三角形。明太祖在漠南借地利屯田牧马助军资,以图反攻岭北继承元朝这个仅存的行省,漠南所设置的诸多卫所都远在长城以北。明人评价“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第一道防线被永乐爷孙破坏。
第二道防线:塞王指明朝在尊王攘夷思想下制定的镇守边塞扩土开疆的藩王,即从东到西是指
永乐年间藩王卫所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肃王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同时,还经常派遣宗王出边巡狩。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齐王槫率护卫骑兵于开平近地围猎。”在开平卫(上都城)周边地带围猎,时间大约在当年的三月至八月,名为围猎,主要为了围剿残元军队继承元朝岭北行省,这是朱元璋宗王出镇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既“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的打法,洪武三十年夏四月,朱元璋敕谕晋王“备边十事”,包括检阅开平地区的驻军情况,设置斥侯,开展屯田生产等边务,并交由晋王等全权负责,晋王亦掌管东胜卫附近诸卫所。肃王掌管居延海附近卫所,海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又有弱水及其支流张掖河同河西走廊相接,是蒙古人南下的主要途径,洪武二十六年之后,朱元璋在离亦集乃不远的地方设置了威远守御千户所,在肃州与居延海中间设立了威虏卫、白城子守御千户所。这一卫二所成为明军出征蒙古的据点。所以嘉靖《陕西通志》载行都司疆域“东一千一百七十五里,至于临挑府之兰州界;南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至于西宁卫之黄河界;西五百七十里,至于肃州卫之嘉峪山;北一千五百里,至亦集乃地”。宁王在长城以北“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统塞上九十城,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第二道防线被永乐爷孙破坏。
第三道防线:明长城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主要配合明太祖北伐所加固修缮,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等来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的城关后发动第一次北伐;洪武四年(1371年)又发动蔚、忻、崞三处民工和士兵协力修筑加固上述长城后发动第二次北伐。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祖令徐达建古北口关城后发动第三次北伐,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建老龙头长城、小河口长城后发动第四次北伐和第五次北伐。此后,明王朝虽仍很重视北方边地的防务,但仅是加强边将出卫巡逻而已,并无需大筑长城。
建文中(1399—1402年),“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其所修缮的重点,是在今河北宣化以北迤西至山西大同以北的外边长城。
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敕边将治濠垣,自长安岭(今宣化东北约一百四十里)迤西,至洗马林(今河北万全西),皆筑石垣,深濠堑,以固防御”。当是在建文年间修竣的基础上,进一步改修石垣以加固的。永乐十一年及十三年,先后建成山西沿边的烽火台,和在关外各个隘口筑起要塞,以及在开平卫建筑的烟墩。
明宣宗宣德元年及三年(1426及1428年)修筑了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沿边险隘及居庸关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增置“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继又修建宣府至大同一带的城堡和建立大同威远卫等。总之,明朝前期,从洪武到正统十二年(1368—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主要是在魏、齐长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些烟墩、烽堠、屯堡、关城、濠堑等。其中在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1410—1424年)年间,先后五次出兵,深入漠北,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瓦剌和鞑靼首领,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但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而长期威胁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虏套寇也是土木堡之变后所出现的。
土木之变后,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族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由此以后加强北方防务,修建长城防明长城御体系便显得越来越重要。
明朝对长城的大规模兴筑,始于正统,止于嘉靖末年,历时130年。这个阶段由于明朝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对北方的防御也逐渐演变成以守为主。经过百余年间的经营使整个北方的边防形成以长城为主体的点线结合,以点控线、以线制面的九边防御体系。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陆续修建辽东镇的辽河西和辽河套一带的长城。成化三年(1467年)辽阳副总兵韩斌负责修建长城。成化十年(1474年)徐廷璋、范瑾督造宁夏河东长城,“自黄沙咀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夯土长城是明长城的主要部分,夯土墙是以木板作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成的,每一米造价约为一两银子。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一月,筑宁县沿河边墙。正德元年(1506年),又筑三十里长城。嘉靖十年(1531年)陕西三边总制尚书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李成梁修建辽镇长城(九门口长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修“嘉峪关墙一道,南至讨来河十五里,北至石关儿十五里,共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抚曾铣在二边以南建造长城。嘉靖三十年(1551年)于北京北部、东部大修长城,至三十四年(1555年)结束。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独创在蓟镇建立包砖长城,加厚城墙,又建空心敌台,能存放兵器火药,16年内一共建空心敌台1017座。
明后期(1567~1620)隆庆、万历之际,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满族)。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条)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1619)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
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蓟镇长城
在“蓟辽总督”谭纶、刘应节、总兵官戚继光主持下造砖石空心敌台3000座,增筑山海关石墙至南海口入海(今老龙头),修缮工程不仅是环卫京师的内长城,还扩大至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内三关长城。
宣府镇长城
隆庆二年(1568)总督方逢时补筑北路龙门所外边,起龙门所之盘道墩,(今河北赤城县东),迄靖虏堡之大衙口(今河北崇礼县东南),将开平卫独石堡围在长城以内。万历以后,全部包砖。
大同镇长城
万历初年(157441379)户部发26万余金修补增筑大同镇屯堡257,敌台1 028所,砖包。
山西镇
万历二十三年(1595)巡抚李景重筑雁门关边墙,绵亘15里。增修偏头关、宁武关关城和沿太行[岭南下长城各关城、空心敌楼,皆瓮砖。
榆林镇
总兵和巡抚衙署成化中自绥德州城迁至榆林卫城后,延绥镇亦称榆林镇。隆庆年间,巡抚王遘重建大边长城;东起榆溪河西岸,西至保宁堡(今榆林市西南30余里);五年(1571)郜光先又督造榆溪河红石峡以东至常乐堡(榆林市东北40余里)、保宁堡西南至波罗堡大川口无定河北岸的两段长城;万历初,张守中殚力营建黄甫川至建安堡(今榆林市李家峁村南)及波罗堡西南至镇靖堡的数百里大边长城。这一带河泽众多,沙砾遍地,旧墙早已冲垮,此次施工砌石券水洞暗门、水口水眼、水道五百余处,解决了城墙跨河的难题.同时“因边为墩,因墩置院,因地筑寨,补修改移,重新配置”,计修墩堠104,墩院484,寨城59使榆林镇北边长城最终定型,屹为巨障。万历三十五年(1607)榆林长城又进行了清除积沙、砖包台堡的工程,并在榆林城北15里红山市口创建镇北台、高7丈,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最大的一座城台。
宁夏镇
公元1561年宁夏发生大地震,长城倾圮殆尽,隆庆年间首先重建黄河东岸坍塌的长城。万历初年开始补筑或重建贺兰山诸沟口的关墙,增筑墩台、大小堡寨。
固原镇
隆庆五年(1571),总督王之诰、戴才相继主持新筑裴家川长城“于宁夏扯木峡旧堡河口、至五方寺塔儿湾白草[羊]川墩。”新筑边墙北自今宁夏中卫县西界,循黄河南岸延伸,止于甘肃景泰县五佛寺乡对岸,与固原旧边相衔,并建水安堡城(今靖远县石门乡东南)驻军戍垦。万历二十六年(1598)大、小松山战役以后,甘肃镇拓新边,尔起五佛寺南黄河西岸的索桥,与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首尾相望,旧边民城军事地位衰落,固原镇防守重心北移至黄河南岸裴家川长城一线,沿线增建几十座城堡墩台,井开口互市,成为贺兰山以西“西套”蒙古诸部同长城以内贸易的重要孔道之一。
甘肃镇
明朝后期,长城大规模地重建与改线主要发生在甘肃镇防区内。隆庆五年(1571)廖逢节主持数段重建工程。其一,西自甘州卫板桥堡(今临泽县板桥镇),东自明沙堡(今张掖西北60里),其二,东至板桥堡,西达镇夷所(今高台县西北天城村)黑河东岸(今正义峡);其三,西起嘉峪关,东接镇夷所黑河西岸;其四,自山丹卫教场东接古城窟界碑(今山丹县城东南100里)。重建工程重点是修复城垣,重挖堑壕,补砌排水道。万历二年(1574)以后陆续以青砖包砌,焕然改观。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边总督李汶集七路之师,分道出兵,进剿盘踞于大、小松山(今甘肃景泰县寿鹿山、昌林山)一带的鞑靼阿赤兔等部。役平,遂筑松山“新边”。“河东自永安索桥至小松山双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门至小松山双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秦边纪略》卷一)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固原镇,河西指甘肃镇防地。永安索桥,位于今景泰县东南黄河西岸;双墩指景泰县西北昌林山张家梁,时为二镇分界地;泗水堡、土门堡,即今古浪县北的泗水、土门乡。这条新边长城东与黄河东岸的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隔河相望,西同甘肃镇古浪所、庄浪卫(今甘肃永登)旧边相衔,构筑于松山北麓与卤碛沙滩之间,全长400余里,墙内新筑土门、大靖、裴家营、红水河、三眼井、芦塘营诸城堡,由甘肃、固原二镇分防,使明王朝该段防线自黄河沿岸向北推进了300余里,乃明后期修筑长城的最大工程。
抚宁县长城
2014年5月5日,在抚宁县驻操营镇板厂峪景区,河北秦皇岛:修复明长城泥土象棋子现身长城下。
再河北秦皇岛的抚宁县驻操营镇板厂峪景区159号敌楼——160号敌楼之间233米的明长城正在有条不紊地修复中。在清理159号敌楼下长城地基时,守卫长城的将士用泥土自制的象棋被发现。象棋子分两种,一种发黑,一种土黄色。清理出土的象棋子四十余枚,分两种,一种发黑,一种土黄色,从字体上看为明代的仿宋体。
水浒传主要写了什么作者是哪个朝代谁?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明代
施耐庵(1296年/uploads/title/20231031/65405f5092285.jpg1371年),扬州府兴化人(今江苏兴化人),原名施彦端,又名子安,字彦端,原名耳(一说名耳),别号耐庵。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斥,遂辞官回家。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等十八名壮士率壮丁起义反元。张士诚敬其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乐土”的宏远计划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
后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后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骐家中坐馆,除了教书以外,还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 《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材。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征求兴化好友顾逖的意见,在白驹修了房屋,从此隐居,专心于《江湖豪客传》的创作。《江湖豪客传》成书后,定为《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据传为元末明初施耐庵,并由罗贯中加以润色及编排,实际参与创作者跨越了从宋元到明末的数百年,包括了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文学作品。
从早期刊本的署名上看,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罗贯中编集。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署名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
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看,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书本。”
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一百卷。钱塘施耐庵书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
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现有《施氏家簿谱》存世。
为何被称为天下奇男子?
关于王保保“天下奇男子”的称号,可以说是明太祖朱元璋“亲封”的,这主要是由于王保保在元朝末期对抗明军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谋略以及勇武。
王保保出身元末蒙古贵族,却长期居住于中原
身为蒙古贵族,王保保只是他的“汉名”,他真实的名字叫做“扩廓帖木儿”,是蒙古也台部人,他的父亲是元朝的翰林学士、太尉“赛因赤答忽”,母亲是元末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姐姐,后来,被他的舅舅“察罕帖木儿”收为了养子。
而由于他有着蒙、汉两个名字,再加上,他又长期地生活在河南地区,所以,关于他的身世就出现了诸多的传闻。
在元末时期,一直都流传着王保保其实就是河南沈丘的汉人,“扩廓帖木儿”反而是元顺帝赐给他的名字,甚至就连后来由明朝所颁布的北伐檄文《谕中原檄》当中也以“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来讽刺“王保保”。
而这一传闻却随着王保保生父“赛因赤答忽”墓葬的出土终于水落石出,因为在“赛因赤答忽”的墓志铭上明确地记载了“扩廓帖木儿”就是王保保的原名而非是由元顺帝所赐,而且他虽然长期在中原生活,但却并非是汉人,而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
至于“王保保”久居中原,那自然便是因为成吉思汗在一统天下之后,中原地区也成为了元朝的王土,那么自然便会有大量的蒙古贵族离开他们的草原去到全国各个地方去驻守或者担任官职。
而“王保保”父母双方的家族,当时便全部都已经在河南地区生活很久了,也正因如此呢,他们全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那么,王保保自然也是一样了,虽说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人,但其实与汉人没有什么差别。
而要说到“王保保”后来逐渐成为了一位能争惯战的元朝名将,就得从元朝末期所爆发的“红巾军”起义说起,“红巾军起义”的性质属于农民起义,而且,后来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也投身其中,成为了其中一支起义军的首领。
面对起义军在各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王保保的生父“赛因赤答忽”便组织了一支“义军”来镇压在河南地区起义的“红巾军”,而且还跟王保保的舅舅,也是他后来的养父“察罕帖木儿”协同作战。
于是就在至正二十五年,即公元1365年,他的生父去世之后,他也投身到了军中参加了对“红巾起义军”的镇压,所以,他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王保保极其善于用兵,对抗明军常有胜绩受到朱元璋交口称赞
当时间来到至正二十八年,同时也是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闰七月的时候,此时朱元璋已经在应天称帝,正式建立大明王朝,而元朝军队节节败退,先是让出了中原,而后退出了“大都”,并且逐渐地退到了北方的山西地区。
而当时的“王保保”也已经成为了整个元朝的中流砥柱,他便负责了针对整个山西地区的防御,同时,他的肩上也担负着要复兴元朝的重任,当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已然是不可能的了。
元朝军队退出大都,那么明军自然便能十分轻松地进驻“大都”,而且进驻之后还将“大都”更名为“北平”,这便是要彻底地向天下宣告,元朝已经不复存在,明朝已经崛起。
而接下来便出现了明军和王保保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之间所打过的诸多交道和战争,双方第一次打交道是在两军交战之前,明军先派出了元朝的尚书“九住”前去冀宁招抚王保保,不过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遭到了王保保的拒绝。
明军这样做是典型的“先礼后兵”,不过,既然招抚不成,那就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于是,明军大将常遇春便率领他的主力立刻南下保定、中山、真定等地,以作为进攻山西的北路军。
而徐达则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则驻扎在彰德一带,以作为攻打山西的南路军,与此同时,徐达派还派出了前锋汤和部自怀庆出发,目的是为了前去攻取泽州,也正因如此,汤和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就形成了“孤军冒进”的态势。
而且,这样的“态势”恰恰就被当时率军准备抵御的王保保给发现了,于是,就在同一年的十月初,王保保便派军向南攻打了汤和的先锋部队,元、明两军在韩店地区爆发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然而,正由于汤和的先锋部队是孤军深入,所以,最终惨败而归。
听闻“王保保”打了胜仗,元顺帝十分的高兴,当即便对他加以封赏,但同时却要求他从明军的手中夺回大都,而这实在是一件极有困难的事情。
不过,既然大汗下了命令,“王保保”也不能不执行,于是,他便聚拢了一支大军并且向着“大都”的方向进发。
当时作为明军主帅的徐达在得知“王保保”的意图之后,对“大都”并不是很担心,因为他早就已经安排了重兵把守,而且,明军既然占据着大都城便可以据城以守,有着明显的“地利”优势。
他反而觉得既然此次“王保保”是集结了重兵前来攻取大都,那么,元顺帝的退守之地山西必然已经变得十分空虚,而当时明军的主力恰好就驻扎在太行东南部的真定、彰德一带,距离山西的首府冀宁非常近,于是,当即便采用了“批亢捣虚”的战术,派出一支大军直取冀宁。
听闻明军主力出击“冀宁”的消息之后,“王保保”便立刻想率领军队回援抵御,但没想到的是,当时他的身边已经出现了叛将,如果不是“王保保”足够机敏,早就已经成为了明军的阶下之囚了。
在此之后,虽说“王保保”侥幸逃脱了,但是,明军却没打算放过他,常遇春率领军队前去追赶“王保保”,从大同一直追到了甘肃,最后,还是让“王保保”给逃脱了。
“王保保”在成功逃脱之后,再次受到了元顺帝的重用,并且被授以丞相之职,同时也成为了元朝的残余势力与明朝相对抗的主要人物了。
而且,就在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的十月,“王保保”率军包围了明将“张温”所驻守的兰州,听闻兰州被围的消息,明军立刻派出了援军,然而,没想到的是不仅派出的援军被“王保保”全歼,就连援军的将领“于光”也惨遭诛杀。
由此可见,此时甘肃地区已经成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和明朝之间所争夺的焦点之地,而由于失去了兰州之地,为了能够彻底地铲除元朝的残余势力、统一全国,朱元璋便再次以“徐达”为帅发起了“北伐”。
而就是在这场“北伐”战争当中,“王保保”与“徐达”所率领的明朝大军对峙了很久,直到徐达成功地使用“干扰战术”明军才一举击溃了“王保保”所率领的大军,而且,王保保手下的很多将领都被明军生擒。
然而,极为机警的“王保保”却再次成功地带着家眷逃出了明军的包围圈,徐达也跟之前的常遇春一样一直沿着黄河追到了宁夏,但还是没能追上“王保保”,也只好作罢。
成功逃脱之后,“王保保”又受到了当时元朝新登基的皇帝“爱猷识理达腊”的重用,仍然身居“丞相”之职。那么,说到这里就可以来盘点一下“王保保”与明军周旋的那些回合,不仅曾经两次战胜明军,而且还能两次成功地从明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逃脱,这也就难怪朱元璋会亲口说出,他是“天下奇男子”了。
好啦,这个问题就跟列位聊到这里,欢迎列位关注我的头条号“冒牌东方朔”。
唐朝山东富可敌国的传说?
山东富可敌国的是袁紫兰家族。
袁紫兰,字兰馥号景芳,是山东邹平焦桥镇人士。
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邹平袁家始祖袁彦忠,随着移民大潮从河北枣强搬到山东邹平长山县焦桥镇。与康百万家族一样,邹平袁家也是从六世祖开始,家族人丁开始兴盛。兄弟九人分为三支,袁希章属于北支。到第十世北支中袁云蒸是袁紫兰的父亲。
关于袁家的富贵可以找寻的史料很少,传说有两个:一个是袁紫兰出生后,他的父亲埋胎衣时,挖到宝藏。另一个传说是在袁紫兰任柳州知府期间,挖到了吴三桂的宝藏。
袁家泼天富贵的来历并不像康家那样有记录可循,康家曾经两次挂朝廷颁布的“良田千顷”牌匾,袁紫兰爷孙三代在康熙、乾隆年间曾挂了三次千顷牌,袁家土地更是达到了15万亩之巨。名副其实的山东活财神。
外任柳州
袁紫兰,性格朴实无华,以孝顺父母,兄友弟恭而著称乡里。弱冠之年,例授中书之职,由于工作出色,改任户部浙江司员外郎,升工部虞卫司郎中,再次因任内能力突出,被外放为广西柳州知府,右江道篆,调任思恩府。
柳州属于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山中的土司们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经常进行争斗仇杀。在袁紫兰的治下,尤为严重。袁紫兰到任后,实地考察后,召集土司们,开诚布公地开了一次会议,对当地弊政进行了改革,免除徭役并为土司们划定疆域,土司们大为感动。
不久之后,袁紫兰治下有名韦姓巡检亡故,他弟弟与当地一些当地小头目勾结,图谋杀掉他年幼的子侄,想通过阴谋夺取巡检的职位。袁紫兰知道这件事后,立马领兵直捣他们的巢穴,这些小头目只是乌合之众,看到袁紫兰领兵前来,不敢反抗,都作鸟兽散。袁景芳召集韦巡检的旧部,亲自托孤,思恩地区之后安定了下来。
三年后,在恩思在职期满后,袁紫兰升陕西按察使司副使。当时平阳、庆阳地区盗贼四起,在袁紫兰的努力下,当地的治安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盗贼从此在此地区绝迹。庆阳、固原地区正逢大旱,饿殍遍野,袁紫兰慨然开仓放赈,饥民得以生存
告老还乡
袁紫兰之父去世,袁紫兰丁忧三年。原职起复后,正逢西部战乱,袁紫兰负责督办粮饷,尽忠职守。战后,袁紫兰因脚病告老还乡。
回家后,袁紫兰体恤相邻,造福桑梓。1730年,焦桥发大水,他建议以工代赈,此举救人无数。
1734年袁紫兰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还有什么更好的减肥方法吗?
不吃晚饭能起到辅助减肥的作用。但是减少的都是体内水分和肌肉。一旦恢复正常晚饭体重也会立马反弹回来。更何况你也不可能一直不吃晚饭。所以,不吃晚饭是起不到健康减肥的效果的。只有通过科学的健康的饮食,才能达到健康减肥不反弹的效果。
有很多朋友为了减肥会选择不吃晚饭,其实不吃晚饭会使晚上到第二天的空腹时间变长,导致过度饥饿,到了夜里食欲也会倍增。
另外晚上挨饿太久会使得胃中的胃酸积累过多,而它会腐蚀胃粘膜,带来肠胃疾病。
所以,减肥期间晚饭要吃的,而是要吃的营养,这样才能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去增加代谢和消耗脂肪。
晚餐怎样吃更利于减肥?
1,晚餐要吃7分饱。
晚餐吃7分饱,不但能减轻胃肠负担,还能避免摄入过量。7分饱应当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胃里还有没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而仍习惯性想吃。但如果把食物拿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了。
2,晚餐要吃早。
晚餐建议用餐时间在下午的5点半和晚上的7点半之间食用比较适宜。尽量保持每天规律进餐。
晚餐如果吃得太晚,会加重消化负担,会影响睡眠质量。如果你是上班族需要加班,最好先吃饭再上班,或在加班的时候吃些水果,梳打饼干等食物作为补充,以免晚餐吃太晚太多。
3,晚餐要吃慢。
晚上吃东西后,身体要感知饱的信息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吃得快,就算你多吃了,也很容易没有饱腹感。因此,晚上吃饭要细嚼慢咽,将食物多次咀嚼后再吞下去,这样有助于消化,还容易感觉到饱。
4,晚餐以后要记得散步。
如果是上班族,长时间的不运动都有消化不良,便秘等问题。晚餐结束半小时后出去散步,这样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
晚餐这2种食物最好不要食用:
1,辛辣食物。
如果晚餐吃的过咸过辣,易让肠胃产生灼烧感,导致胃食管反流或便秘,大便干燥,消化不良等问题,从而影响睡眠质量。
2,不要吃难以消化的食物。
晚上的时候肠胃需要温和消化。尤其是像汤圆,年糕,切糕等不易消化的食物,以及干煸,干炸,水分很少的干硬食物,进入胃内以后,会直接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让消化活动变得异常亢奋,还容易导致急慢性胃炎等疾病。
没有退休金的古代人?
孝老爱亲一直到我国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和赡养老人,也是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没有退休金的古代社会,养老主要是依靠家庭,我们都是知道百善孝为先这句话的,这是古代养老的主要途径之一,古代政府也会为百姓养老提供一些保障,下面带您了解一下历朝历代政府,有关养老敬老孝老的相关政策。
秦代:先秦时期国家就将养老问题纳入制度,《礼记·王制》规定:“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
同时在徭役的政策的方面,也是有着很多减免的规定的,《礼记》:“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也就是说家中有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可以相应地减轻徭役。如果长辈有疾病需要有人照护,则儿孙中可有一人不服徭役。
西汉:早在西汉初年,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养老福利政策,对贫穷老人赠与麻布、绸布等多种衣料。
东汉: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还下令,对全国贫穷老者给予粮食补贴。在汉朝的时候,“养老令”在整个汉代一直遵行,这个法律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在闹市执行死刑并示众。
三国:三国时期,曹操曾下令,年满70岁的老妇,如果没有丈夫和儿子的,国家必须赡养。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个针对女性老人的救济政策。
南朝: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北魏: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一些罪行不太严重的犯人。
唐代: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人群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重要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
唐朝也有这些规定,《唐大诏集》:“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这是唐朝政府给与老人物质供给。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
宋代: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的时候,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宋代的福利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健全,甚至超越某些现代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延伸为从“养胎到祭祀”:当一个人还是胎儿时,就可以得到政府资助(孕妇补助),而死后的祭祀,也可以依赖政府拨款。
明代: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朱元璋出生于平民家庭,他问鼎皇位之后,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一个儿子的所有徭役。其实就是把这个几子指定为老人的专职供养者,让老人因此能够得到较为富庶的赡养。
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的国家奖励和荣誉。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有无制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0两银子。国家花钱,直接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清代延续明代制度,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百善孝为先,这是人间真情的永恒旋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关爱家人乃是为人之本,无论是曾经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该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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