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政策学习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
专栏
2024-05-07 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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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政策学习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
- 当年日韩的贸易战根本起因是什么?
- 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是什么?
- 建国初期三大外交政策是什么?
- 一个国家总体外交包括什么?
- 谁能详细的介绍下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发展?
-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含义?
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政策学习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
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政策的实质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①阶级性。是政策的最根本特点 。在阶级社会中、政策只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从来不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反映所有人的意志。
②正误性。任何阶级及其主体的政策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③时效性。政策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条件下,推行的现实政策。
④表述性。就表现形态而言,政策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外化为符号表达的观念和信息。它由有权机关用语言和文字等表达手段进行表述。作为国家的政策,一般分为对内与对外两大部分。对内政策包括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劳动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对外政策即外交政策。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
当年日韩的贸易战根本起因是什么?
日韩贸易战从7月1日开始,到现在也才1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时间尚短,但双方之间你来我往,各种招式层出不穷,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前不久,据日媒消息披露,日方已经正式取消对韩出口的多项优惠政策,并已通过内阁会议。从此,日方优惠政策待遇的“出口白名单”上已经失去了韩国的位置。在半导体材料产业链上韩国本来就是弱势国家,一旦失去日本这一最大进口国,韩国的电子产业恐怕会遭受重大打击,韩国的经济也会受到波及。
另一方面,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是韩国政府到目前依然没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多方面报道可以看到:韩国现在能够做的大部分来自民间活动;激烈的抗议游行、打砸日本品牌汽车、抵制日货等等。另一方面就是向世贸组织控诉。我们都清楚,这种方式也纯粹是无奈之举,能否成功尚不清楚,即使世贸组织介入,要想等各种步骤走完下来,需要的时间也不是韩国愿意承受的。从双方媒体偶尔披露的消息分析,韩方不是没有向日方表示过停战意愿。对韩国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方面视乎并未理会,安倍甚至拒绝会见文在寅。
所以说,现在的韩国,真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
安培这次手段确实够狠。站在中立者的绝对来讲,安倍的资本,完全来自于双方之间的贸易地位差别。日韩之间关系并不和谐,矛盾和争执时常发生,另外韩国的外交政策也极为失败。随着不断升温的日韩矛盾,几年前的旧账都被媒体翻了出来:当时安倍晋三对中韩外交非常直白的说明用当时的原话来说就是:“虽然我也不喜欢中国的行事作风,但中国是可以外交的国家,而韩国则是不懂外交的愚蠢的国家”。
这真是意境颇深的一句话。现在看来,安倍曾经说过这句话的态度,也正是这次日本发动对韩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对韩国的“对日贸易”手段已经无法在忍受。
我们都知道,安倍政府不喜欢中韩,有一句话说得好“中韩友谊靠日本、中日友谊靠韩国、韩日友谊靠中国”,三者就如同魏蜀吴,完美的构成三国鼎立的格局。中韩两国作为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天然的存在反日情绪,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再加上安倍执政后,右倾现象严重,曾参拜靖国神社,这使得中日韩三国之间关系更加紧张。
不过,虽说日本都不待见中韩两国,但对中韩安培却又存在截然不同的外交态度。如此迥异的区别,里面所包含更深次的东西就耐人寻味了。
身为一国元首,安培为何会做出“中国是可以外交的国家,而韩国则是不懂外交的愚蠢国家”?这样旗帜鲜明的言论。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直白的看出:在对待中韩问题上,日本有极为不同的外交风格。
我们国家的外交,是以“务实”为基础。虽然在言论上,谈历史、讲情感是中国人一贯作风。但落到实处,在现实环境中,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并非曾经过去历史上的恩怨纠葛,而是以实现国家利益出发;而在采取的外交手段方面,中国一贯坚持的是实实在在的国力条件和国内外形式,绝不是以一己好恶为出发点。如果外交政策利于本国发展,同时也符合国内外形势大势所趋,那中国就会非常积极的采取利于本国发展的外交方案或措施;反之,如果国力不足以支撑本国的方针步骤;或者国内外形势比较恶劣,那中国也会明智的选择放弃,即使是成果非常诱人,中国也会选择回避甚至隐忍,这就是务实。当然,这也和中国目前坚持的发展基调密不可分。
也许在部分人看来,中国的这种外交政策丢失了原则性。实际上这种解读是片面的,甚至说是对中国外交的诋毁。中国外交有原则且态度明确,凡是涉及到中国原则性问题,中国政府绝对不会退步。只是说中国的外交原则设定,并不宽泛,所涉及到的都是很基本、很底线的条件,只要不伤害中国人民的底线,其他的外部条件,都可以进行商榷,毕竟中国的外交,放眼全世界也是灵活多变的。
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钓鱼岛问题。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篡改钓鱼岛现状,触及中国最重视的领土问题,彻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强势反击——中国随即加强了对钓鱼岛的例行巡航,将日本对钓鱼岛的痴心妄想扼杀在启蒙阶段。待钓鱼岛事件平息之后,两国之间形成了新的平衡,中国的反击也到此结束,并没有因此而诱发出其他争端,中国政府也依然尊重之前的钓鱼岛条例手。所以,即使是在后来美国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战,中日利益都受到严重威胁,此时的情况需要两国政府摒弃前嫌,互帮互助才能走出困境,中国也能够与时俱进,即使改变外交策略,打破中日僵局,与安倍一起共同促成两国关系回暖。
这就是中国外交特色:在坚持原则性问题的条件下,依然展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这种条件,也是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
在安培看来,由于历史原因,它对中国存在偏见。但从中日两国交往来看,中国外交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讲规矩、有套路。在相当程度的范围内,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大势所趋,及时改变外交策略。这样的国家,才会使日本有信心保持正常往来,即使是双方间出现矛盾争执,也能够依靠两国外交政策和平的解决问题。
而韩国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则。韩国在对日、乃至其他国家的外交环境中,原则性问题门槛相当之高,几乎已经达到锱铢必较的程度,用中国话来讲就是非常的小家子气。在对待自我利益上,韩国不会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让步,只要是侵犯了自我的利益,韩国都会进行强烈的抵制和反抗。
虽然韩国的外交看起来非常有骨气。但问题是,过度坚持原则性,那就不可避免的丢失了灵活性,谈判非常容易进入僵化。这就是所谓的骨气有余,灵气不足。
这种情况非常致命。丛林法则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生存之道,虽然道义准则依然是多国明面上遵从的标准,但最为关键的要素还是如何解决问题本身,这就是依仗自我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而从外交角度出发,作为某个主权国家,在和他国打交道时,必须站位于本身的综合势力和基础条件。当这二者都利于本方时,自然而然的可以去博取利益最大化;但如果二者条件并不满足,你依然我行我素,想强行争取不符合自身标准的利益,这就超越了自我能力标准,不仅得不到自己的利益,还极有可能引起对方的不满和反制,让自己遭受更深层次的利益损失。
比如诱发这次日韩贸易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劳工纷争。对于二战劳工以及“慰安妇”事件,韩日之间一直是死死纠缠,韩国一直要求日本做出道歉和赔偿。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必须得承认,韩国方面占据了绝对的道义基础——历史上日本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可抹去。但关键点在于,韩国提出的这些要求,超越了日本愿意承受的界限;更重要的是,以当前韩国的综合实力和现阶段的国内外局势,韩国并不具备强迫日本承担后果的关键筹码。于是乎韩国坚持的道义准则,不仅没法帮助自己实现既定目标,反而使两国矛盾激化,最终使得日本对韩采取反制措施。在综合实力以及在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关系,日韩双方地位悬殊。双方间悬殊的地位差距决定了日本有足够的实力压制韩国经济——而韩国却无计可施,最终坐以待毙。这种状况下,面对韩国纠缠不休的局面,终于突破了安倍政府的忍耐限度,不得不对韩国采取强力措施,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逼迫韩国认清现状。所以说,面对日本突然采取的反制裁手段,韩国一下子就懵了,就像是遭遇了当头棒喝。
如今的结果,根本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毕竟双方贸易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双输的结局收场——其中的弱势方韩国必然遭受更惨痛的代价。另一方面,虽然日本家大业大,实力强盛,但同样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毕竟日韩产业链存在生死共存的关系。在其他方面,韩国也不是说毫无反应,至少在民间爆发了抵制日货等的反之措施,这些手段同样也会对日本构成一定的伤害,日韩大幅倒退的双边关系,促使着韩国企业不断向中国靠拢,这绝对不是日本方面愿意看到的现象,毕竟这会对日本的利益构成严重冲击。所以,要是韩国没有做这种死缠不休的要求,日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下死手。所以说一切的一切,还是要归纳于韩国方面失败的外交策略,韩国这种不顾实际,呆板僵硬的对日态度,违反了当前社会合作双赢的外交准则。所以在安倍政府看来:韩方的诉求不可理喻且无法接受,这样的问题已经不能再通过原有的外交手段来和平解决,日方最终的选择是长痛不如短痛,直接让韩国认清谁才是大哥。
所以说,外交就是一门艺术。在外交准则中,坚守原则是其中一条,同时灵活多变也是另外一条,两者需要同时兼顾才是优秀的外交。其中的坚持原则和灵活多变分别对应两点:坚持原则是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失,,灵活多变则是为了维护外交的持续性,保证双方交流顺畅,避免在部分尖锐问题上针锋相对。这样才能确保原本外交中的既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所以对比于中韩外交,中国外交既能保持原则性,同时又能在不破坏中国原则问题的基础上兼顾灵活性。所以即便安培对于中国存在偏见,但也不妨碍他对中国外交的认可,中国是可以进行合作的;反观韩国,在对于原则问题上,则是过于苛刻,这样必然导致缺失足够的灵活性,在和他国谈判过程中非常容易使谈判陷入僵局。所以在对待慰安妇问题上,到目前阶段韩国不但没能取得预想的目标,反而把自己陷于危机之中,事实证明,韩国外交极其失败。
那么,韩国外交为何会如此呆板?这其实离不开韩国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者之前的《地缘政治11:韩国人为什么这么自大?》一文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韩国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成因问题:韩国地处东亚地缘政治风暴中心,四大强国中美日俄影响力汇聚于此,除此四大强国之外,北面还有一个政治夙敌朝鲜,这种复杂多变,极端恶劣的地缘环境,使得风暴中心的韩国生存条件非常艰难。为了谋求多方势力的夹击环境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得借助于国家民族主义。其中的优势就是借国家民族主义强化民族团结意识,避免遭受周边虎视眈眈势力的渗透,破坏内部稳定;二是借助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激励民众发愤图强,为国家强盛奋斗。
以上两点要素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效应。在如此复杂以及恶劣的地缘环境之下,作为资源匮乏的地缘小国,韩国能够夹缝中求生存,依靠独特的民族主义,成长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这里面国家民族主义情结起到的作用无可厚非。
过度自负的民主主义情节必定存在两面性,一味的煽动国家民族主义,促使韩国人民族情结极度极端,同时十分敏感自负,也可以说是相当脆弱,对国家脸面和利益都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即使和自己并不相关,对于问题也会十分敏感,总会影射自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韩国人极为脆弱。在世界上很多人看来韩国人极度缺乏自信。
所以,韩国政府的任何外交手段都必须亦步亦趋,缺乏明显的自信心,很多时候必须得顾及国人敏感的神经。否则,一旦行差踏错,很容易被披上卖国的罪名,进而引起公愤。
在如此束手束脚的外交环境下,没有那个政治家敢大刀阔斧就行改革。再加上韩国又是西式民主政体,政客的选举由民众投票产生。所以在如此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环境之下,没有哪个政客愿意背上 “卖国”的骂名,毕竟那也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
在对日问题上这种现象极为显著——要知道历史上朝鲜半岛曾被日本殖民侵略过,在韩国民众内心存在极深的心理创伤;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双边关系下,一旦有人煽动民众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就能诱发连锁反应。韩国为了促进国家民族主义,也必须要设立敌视对象,其中朝鲜是一个,更符合以上条件的则是日本。所以韩国内部反日情绪极为高涨,本就束手束脚的韩国外交,当和日本打交道时,主观意识极为严重,存在非常明显的先入为主的思想;而非客观实际的分析内外形势和两国关系。所以,日本能够忍受韩国一次两次的自私外交,但绝不能忍受成为常态,日本和韩国之间不来就不是同盟关系,所以自然忍受的韩国得寸进尺,最终,安培借助贸易战,终止对韩半导体出口,是韩国明白了谁才该听话。
也许半导体只是个开始,在其他很多领域:比如汽车零部件、机械加工领域,日本同样捏着雄厚的底牌。甚至金融方面,也可以想象日本的手段必定也是举重若轻。所以,既然美国方面这次并未过多干预,安培必然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促使韩国俯首称臣。如此看来,这次的日韩贸易战可能并不会轻易结束。韩国这次,估计是要吃大苦头了!
那么,面对这种困局,韩国该咋办?其实选择无非两个:硬扛到底,死活不服输——代价则是经济或被日本打爆;或者投子认负,代价则是不仅不能再拿劳工、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纠缠日本,国民的国家民族情感也会受到严重破坏。
这两条都不是什么好选择。第一条就不用说了。第二条,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国家民族主义情结对韩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这股气散了,韩国不仅发展失去了精神驱动力;甚至国家凝聚力都有涣散的风险,长远看伤害未必比被日本打残小。
不过,其实韩国还有第三条路——寻求大国帮助。如果有大国积极介入,日本并非没有松口可能。
这道理韩国也懂,所以事情一出,就想到了美国。
但是,美国态度暧昧,一直对此事漫不经心,这么久了,也并未真正发力。
这就让韩国抓狂了。
其实,抛开美国,中国,其实也是能帮到韩国的。尽管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有着本质差异,可中国仍有能力在多方面对日本构成掣肘。而在对日态度方面,中韩多年来都是步调一致的。
可是,真要请中国出手,韩国还得面临着三个难题。不迈过这几道坎,即便韩国开了这个口,中国也未必会接这个腔。
那么,到底是哪三个难题呢?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下一节继续解读。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103节——日韩贸易战之第二部分。解读大国博弈内幕,剖析政治深度逻辑,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云石,收看全部云石君地缘政治系列文章。
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是什么?
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拥有十多亿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我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和具体国情,决定了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建国初期三大外交政策是什么?
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发展了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些政策为新中国赢得了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建国初,毛泽东提出的三大外交政策,意味着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发展了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个国家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率先明确提出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一个国家总体外交包括什么?
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等于政府外交加上公共外交。
外交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通过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派遣或者接受特别使团,领导人访问,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参加政府性国际会议,用谈判、通讯和缔结条约等方法,处理其国际关系的活动。
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
外交的宗旨
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各国应遵循国际公认的准则。
这些准则主要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
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是平等和正义的外交,否则就是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外交。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以和平和发展为主要目标,才有可能建立。
谁能详细的介绍下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发展?
导语:中国的朝贡体系是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包括古代的东亚、中亚、东南亚各国,是“羁縻”政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居于天下之中心,四方蛮夷皆要给天朝上供,同时天朝对于藩国也会给与回赐,回赐的礼物甚至远远比朝贡的礼物更丰厚。而且周边各藩国的君主一旦登基,也要中原王朝赐予封号和金印,以获取合法地位。说白了,这就是封建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性协议,也是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周边政权的一种笼络政策,中央王朝授权封号,周边的政权接受封号,政治上向封建王朝看齐。
中国的朝贡体系最早萌芽于先秦时期,汉朝开始有了正式的国际朝贡,隋唐时开始成熟,到了明清时期则臻于鼎盛,晚清后逐渐衰落乃至消亡。
01 朝贡体系的历史演变 1、萌芽于先秦
关于中国朝贡制度的雏形最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史记·五皇》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 。”商代国王商汤曾命大臣伊尹制定《四方令》,其中这样说道“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而《尚书·禹贡》也有过相关记载:“岛夷卉服,厥能织贝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境内就已经存在朝贡活动了。
2、正式形成于汉代
但是正式的国际性朝贡制度则开始于汉代。汉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主要接收来自西北和北部地区藩属国的朝贡。另外,也有一些南方的小国前来朝贡,据《淮南子》记载:“海外来朝,夷人来献”。《汉书·地理志》也记载说自武帝以来,日南檄外(即今东南亚)有来朝的事实。汉朝统治者在收取这些藩属国的贡品的同时,也会授予那些藩属国统治者以绶带和金印,象征着那些统治者获得了合法统治权。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和混战,综合国力也远逊于秦汉,但是各诸侯国依然抱有华夷观念,希图通过外夷来朝营造封建正统的气氛,以巩固其统治。如三国的曹魏君主曾接见过日本的外交代表,接受他们的敬意同时并授予他们国王以金印,支持日本最大部落成为日本的合法统治者,同时也赐予了日本国王很多私人礼物。吴国曾经派遣使节朱应、康泰 “南宣国化”,招徕海外数十国特别是扶南、林邑等国来贡,“遣从事南宣国化, 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 各遣使奉贡。”(《三国志》)
南朝萧梁时期更是大力发展对外关系,招徕各国朝贡,“自梁革运 , 其(指海南诸国)奉正朔, 修职贡, 航海岁至, 逾于前代矣。” 梁元帝萧绎甚至亲自将当时来华朝贡的外国使者形状及各国有关情况,绘成了一卷《职贡图》,这是我国最早的 《职贡图》。
4、隋唐时期朝贡制度臻于成熟
隋朝虽短但也是大一统王朝,也热衷于对外活动,隋炀帝曾派兵征林邑并遣使赤土,招徕林邑、赤土、真腊、婆利等国来贡。
大唐建立以后,作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帝国更是震慑了周边各国,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大唐声威远播,诸多蛮夷政权纷纷遣使来朝,唐太宗本人更是被尊称为“天可汗”。“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通典》)
(鸿胪寺官员)
除了西域各国、吐谷浑、突厥等国,包括东亚的高句丽、日本,东南亚真腊等国无不奉大唐为正朔,遣使来朝,日本更是派出遣唐使来唐朝学习先进文化。另外,唐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朝贡贸易,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机构——鸿胪寺。鸿胪寺与另外两个机构——主客司和职方司共同管理朝贡事务,前者属于礼部,主管接受贡品和处理贸易事务,后者属于兵部,负责为蛮夷使节绘制地图。
5、宋元时期逐步完善
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明显南移,而江南和岭南地区也开始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的海外国家的交通联系也更为紧密。这一时期,朝贡贸易开始作为一种官方对外贸易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朝贡制度也进一步完善起来。
据《宋会要辑稿·蕃夷》统计,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共有26个,入贡次数达到302次。其中入贡比较频繁的东南亚国家是交趾、占城、三佛齐、真腊等, 反映了这些国家与宋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而朝贡的次数和频率是与宋朝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综合国力的盛衰有着密切关系
(鸿胪寺想象图)
宋朝时的朝贡制度也更加完善,不但在中央设立了管理有关朝贡事务的最高机构——鸿胪寺,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的朝贡流程和注意事项。如朝贡期限的制定:安南朝贡,“自来体制,三年一贡” 。来朝贡的贡使还要携带表章以证明其身份,否则“却其贡”,看看大宋多牛掰,上赶着来朝贡的不合规则的都不收你的。为了接待外国贡使,宋政府还设立了“来远驿” 等外宾招待所。
贡使入境后会被马上安置在馆驿中,由“州县录其国号、人数、姓名、年甲及所赉之物名数 , 申尚书、礼部、鸿胪寺” ,这是为了区分大小国家,以防“待遇之礼不致失当”。如果是初次入贡的国家,还要进行详细的询问。同时,对于贡使和国王的赏赐也做了明文规定。如 “绍兴七年(1137年)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 诏许之。令广东经略司斟量, 只许四十人到阙, 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 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 给赐鞍马、衣带、银器。淳熙五年(1178年),再入贡。计其值二万五千缗, 回赐绫锦罗绢等物、银二千五百两。”
到了元朝,因为疆域广阔,国家实力强大,为朝贡制度的推行提供了便利。同时,元朝统治者也都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如元世祖为了吸引东南亚各国来朝,曾专门下谕旨:“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于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慕义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 各从所欲。” (《元史》)
6、明朝达到鼎盛
到了明朝时期,中华朝贡体系发展到鼎盛。明朝建立以后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便立即派人到海外各国宣谕:“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 遂使夷狄布满四方, 废我中国之人伦。朕是以起兵讨之, 垂二十年, 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 。” 同时, 还带去《大统历》 一本, 使各国 “知正朔所在, 必能奉若天道。”
(明朝鸿胪寺官员腰牌)
明朝可以说是最不遗余力的推行朝贡制度的朝代,这里面当然有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虚荣心,但更多的也是为经济因素考虑。明朝政府要求将朝贡与贸易挂钩,非朝贡不得互市。朝贡成为明代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手段。据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所记载:“凡外夷贡者, 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 非入贡即不许互市。”
朝贡既是明朝政府对海外国家实行 “羁縻” 外交的工具,同时也是向海外各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传统封建礼治的载体。
7、晚清逐渐衰落并消亡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沦为殖民地,朝贡中国的国家数量大幅减少。同时西方列强又以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自身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纳入以近代西方国际关系和强权政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于是,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国际秩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朝贡体系自然也无以为系,逐渐衰落并消亡。
02 朝贡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关于朝贡的意义,用费正清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不能说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得了利润,回赠的皇家礼物通常比那些贡品有价值得多。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以及一种使蛮夷们出于某种适当的顺从状态的手段。”
朝贡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发生的一种利益关系,其中既有政治利益也有经济利益。
从政治角度讲,朝贡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宗主认同外交,周边政权政治上向中原王朝靠拢,而中原王朝的对其政策则是“怀柔”和“羁縻”,营造一种“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局面,通过“仁”而不是武力来维持等级体系下的和平与稳定。
从经济角度讲,中原王朝代表的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文化,周边藩属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来获取本国所欠缺的丰厚的物资,同时又能向中国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技文化,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还有一点,通过中华朝贡体系,中华文化被广泛传播到了中国的邻近和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并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世界观念,随着朝贡体系千年的演变和文化传播,东亚地区最终形成了儒家文化圈。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含义?
1、 立体化外交是中国自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新安全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大旗等。外交关系,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对外政策,通过外交活动而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交往而形成的关系。
2、其形式多种多样。从官方的角度看,包括正式外交关系、不完全的外交关系、非正式外交关系;从非官方的角度看,还有国民外交。正式外交关系是完全的外交关系,主要体现为双方互相派驻外交使节。正式外交关系是正常的外交关系,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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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政策学习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
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政策的实质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①阶级性。是政策的最根本特点 。在阶级社会中、政策只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从来不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反映所有人的意志。
②正误性。任何阶级及其主体的政策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③时效性。政策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条件下,推行的现实政策。
④表述性。就表现形态而言,政策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外化为符号表达的观念和信息。它由有权机关用语言和文字等表达手段进行表述。作为国家的政策,一般分为对内与对外两大部分。对内政策包括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劳动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对外政策即外交政策。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
当年日韩的贸易战根本起因是什么?
日韩贸易战从7月1日开始,到现在也才1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时间尚短,但双方之间你来我往,各种招式层出不穷,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前不久,据日媒消息披露,日方已经正式取消对韩出口的多项优惠政策,并已通过内阁会议。从此,日方优惠政策待遇的“出口白名单”上已经失去了韩国的位置。在半导体材料产业链上韩国本来就是弱势国家,一旦失去日本这一最大进口国,韩国的电子产业恐怕会遭受重大打击,韩国的经济也会受到波及。
另一方面,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是韩国政府到目前依然没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多方面报道可以看到:韩国现在能够做的大部分来自民间活动;激烈的抗议游行、打砸日本品牌汽车、抵制日货等等。另一方面就是向世贸组织控诉。我们都清楚,这种方式也纯粹是无奈之举,能否成功尚不清楚,即使世贸组织介入,要想等各种步骤走完下来,需要的时间也不是韩国愿意承受的。从双方媒体偶尔披露的消息分析,韩方不是没有向日方表示过停战意愿。对韩国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方面视乎并未理会,安倍甚至拒绝会见文在寅。
所以说,现在的韩国,真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
安培这次手段确实够狠。站在中立者的绝对来讲,安倍的资本,完全来自于双方之间的贸易地位差别。日韩之间关系并不和谐,矛盾和争执时常发生,另外韩国的外交政策也极为失败。随着不断升温的日韩矛盾,几年前的旧账都被媒体翻了出来:当时安倍晋三对中韩外交非常直白的说明用当时的原话来说就是:“虽然我也不喜欢中国的行事作风,但中国是可以外交的国家,而韩国则是不懂外交的愚蠢的国家”。
这真是意境颇深的一句话。现在看来,安倍曾经说过这句话的态度,也正是这次日本发动对韩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对韩国的“对日贸易”手段已经无法在忍受。
我们都知道,安倍政府不喜欢中韩,有一句话说得好“中韩友谊靠日本、中日友谊靠韩国、韩日友谊靠中国”,三者就如同魏蜀吴,完美的构成三国鼎立的格局。中韩两国作为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天然的存在反日情绪,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再加上安倍执政后,右倾现象严重,曾参拜靖国神社,这使得中日韩三国之间关系更加紧张。
不过,虽说日本都不待见中韩两国,但对中韩安培却又存在截然不同的外交态度。如此迥异的区别,里面所包含更深次的东西就耐人寻味了。
身为一国元首,安培为何会做出“中国是可以外交的国家,而韩国则是不懂外交的愚蠢国家”?这样旗帜鲜明的言论。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直白的看出:在对待中韩问题上,日本有极为不同的外交风格。
我们国家的外交,是以“务实”为基础。虽然在言论上,谈历史、讲情感是中国人一贯作风。但落到实处,在现实环境中,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并非曾经过去历史上的恩怨纠葛,而是以实现国家利益出发;而在采取的外交手段方面,中国一贯坚持的是实实在在的国力条件和国内外形式,绝不是以一己好恶为出发点。如果外交政策利于本国发展,同时也符合国内外形势大势所趋,那中国就会非常积极的采取利于本国发展的外交方案或措施;反之,如果国力不足以支撑本国的方针步骤;或者国内外形势比较恶劣,那中国也会明智的选择放弃,即使是成果非常诱人,中国也会选择回避甚至隐忍,这就是务实。当然,这也和中国目前坚持的发展基调密不可分。
也许在部分人看来,中国的这种外交政策丢失了原则性。实际上这种解读是片面的,甚至说是对中国外交的诋毁。中国外交有原则且态度明确,凡是涉及到中国原则性问题,中国政府绝对不会退步。只是说中国的外交原则设定,并不宽泛,所涉及到的都是很基本、很底线的条件,只要不伤害中国人民的底线,其他的外部条件,都可以进行商榷,毕竟中国的外交,放眼全世界也是灵活多变的。
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钓鱼岛问题。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篡改钓鱼岛现状,触及中国最重视的领土问题,彻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强势反击——中国随即加强了对钓鱼岛的例行巡航,将日本对钓鱼岛的痴心妄想扼杀在启蒙阶段。待钓鱼岛事件平息之后,两国之间形成了新的平衡,中国的反击也到此结束,并没有因此而诱发出其他争端,中国政府也依然尊重之前的钓鱼岛条例手。所以,即使是在后来美国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战,中日利益都受到严重威胁,此时的情况需要两国政府摒弃前嫌,互帮互助才能走出困境,中国也能够与时俱进,即使改变外交策略,打破中日僵局,与安倍一起共同促成两国关系回暖。
这就是中国外交特色:在坚持原则性问题的条件下,依然展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这种条件,也是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
在安培看来,由于历史原因,它对中国存在偏见。但从中日两国交往来看,中国外交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讲规矩、有套路。在相当程度的范围内,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大势所趋,及时改变外交策略。这样的国家,才会使日本有信心保持正常往来,即使是双方间出现矛盾争执,也能够依靠两国外交政策和平的解决问题。
而韩国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则。韩国在对日、乃至其他国家的外交环境中,原则性问题门槛相当之高,几乎已经达到锱铢必较的程度,用中国话来讲就是非常的小家子气。在对待自我利益上,韩国不会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让步,只要是侵犯了自我的利益,韩国都会进行强烈的抵制和反抗。
虽然韩国的外交看起来非常有骨气。但问题是,过度坚持原则性,那就不可避免的丢失了灵活性,谈判非常容易进入僵化。这就是所谓的骨气有余,灵气不足。
这种情况非常致命。丛林法则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生存之道,虽然道义准则依然是多国明面上遵从的标准,但最为关键的要素还是如何解决问题本身,这就是依仗自我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而从外交角度出发,作为某个主权国家,在和他国打交道时,必须站位于本身的综合势力和基础条件。当这二者都利于本方时,自然而然的可以去博取利益最大化;但如果二者条件并不满足,你依然我行我素,想强行争取不符合自身标准的利益,这就超越了自我能力标准,不仅得不到自己的利益,还极有可能引起对方的不满和反制,让自己遭受更深层次的利益损失。
比如诱发这次日韩贸易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劳工纷争。对于二战劳工以及“慰安妇”事件,韩日之间一直是死死纠缠,韩国一直要求日本做出道歉和赔偿。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必须得承认,韩国方面占据了绝对的道义基础——历史上日本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可抹去。但关键点在于,韩国提出的这些要求,超越了日本愿意承受的界限;更重要的是,以当前韩国的综合实力和现阶段的国内外局势,韩国并不具备强迫日本承担后果的关键筹码。于是乎韩国坚持的道义准则,不仅没法帮助自己实现既定目标,反而使两国矛盾激化,最终使得日本对韩采取反制措施。在综合实力以及在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关系,日韩双方地位悬殊。双方间悬殊的地位差距决定了日本有足够的实力压制韩国经济——而韩国却无计可施,最终坐以待毙。这种状况下,面对韩国纠缠不休的局面,终于突破了安倍政府的忍耐限度,不得不对韩国采取强力措施,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逼迫韩国认清现状。所以说,面对日本突然采取的反制裁手段,韩国一下子就懵了,就像是遭遇了当头棒喝。
如今的结果,根本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毕竟双方贸易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双输的结局收场——其中的弱势方韩国必然遭受更惨痛的代价。另一方面,虽然日本家大业大,实力强盛,但同样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毕竟日韩产业链存在生死共存的关系。在其他方面,韩国也不是说毫无反应,至少在民间爆发了抵制日货等的反之措施,这些手段同样也会对日本构成一定的伤害,日韩大幅倒退的双边关系,促使着韩国企业不断向中国靠拢,这绝对不是日本方面愿意看到的现象,毕竟这会对日本的利益构成严重冲击。所以,要是韩国没有做这种死缠不休的要求,日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下死手。所以说一切的一切,还是要归纳于韩国方面失败的外交策略,韩国这种不顾实际,呆板僵硬的对日态度,违反了当前社会合作双赢的外交准则。所以在安倍政府看来:韩方的诉求不可理喻且无法接受,这样的问题已经不能再通过原有的外交手段来和平解决,日方最终的选择是长痛不如短痛,直接让韩国认清谁才是大哥。
所以说,外交就是一门艺术。在外交准则中,坚守原则是其中一条,同时灵活多变也是另外一条,两者需要同时兼顾才是优秀的外交。其中的坚持原则和灵活多变分别对应两点:坚持原则是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失,,灵活多变则是为了维护外交的持续性,保证双方交流顺畅,避免在部分尖锐问题上针锋相对。这样才能确保原本外交中的既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所以对比于中韩外交,中国外交既能保持原则性,同时又能在不破坏中国原则问题的基础上兼顾灵活性。所以即便安培对于中国存在偏见,但也不妨碍他对中国外交的认可,中国是可以进行合作的;反观韩国,在对于原则问题上,则是过于苛刻,这样必然导致缺失足够的灵活性,在和他国谈判过程中非常容易使谈判陷入僵局。所以在对待慰安妇问题上,到目前阶段韩国不但没能取得预想的目标,反而把自己陷于危机之中,事实证明,韩国外交极其失败。
那么,韩国外交为何会如此呆板?这其实离不开韩国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者之前的《地缘政治11:韩国人为什么这么自大?》一文中,我们曾经介绍过韩国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成因问题:韩国地处东亚地缘政治风暴中心,四大强国中美日俄影响力汇聚于此,除此四大强国之外,北面还有一个政治夙敌朝鲜,这种复杂多变,极端恶劣的地缘环境,使得风暴中心的韩国生存条件非常艰难。为了谋求多方势力的夹击环境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得借助于国家民族主义。其中的优势就是借国家民族主义强化民族团结意识,避免遭受周边虎视眈眈势力的渗透,破坏内部稳定;二是借助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激励民众发愤图强,为国家强盛奋斗。
以上两点要素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效应。在如此复杂以及恶劣的地缘环境之下,作为资源匮乏的地缘小国,韩国能够夹缝中求生存,依靠独特的民族主义,成长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这里面国家民族主义情结起到的作用无可厚非。
过度自负的民主主义情节必定存在两面性,一味的煽动国家民族主义,促使韩国人民族情结极度极端,同时十分敏感自负,也可以说是相当脆弱,对国家脸面和利益都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即使和自己并不相关,对于问题也会十分敏感,总会影射自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韩国人极为脆弱。在世界上很多人看来韩国人极度缺乏自信。
所以,韩国政府的任何外交手段都必须亦步亦趋,缺乏明显的自信心,很多时候必须得顾及国人敏感的神经。否则,一旦行差踏错,很容易被披上卖国的罪名,进而引起公愤。
在如此束手束脚的外交环境下,没有那个政治家敢大刀阔斧就行改革。再加上韩国又是西式民主政体,政客的选举由民众投票产生。所以在如此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环境之下,没有哪个政客愿意背上 “卖国”的骂名,毕竟那也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
在对日问题上这种现象极为显著——要知道历史上朝鲜半岛曾被日本殖民侵略过,在韩国民众内心存在极深的心理创伤;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双边关系下,一旦有人煽动民众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就能诱发连锁反应。韩国为了促进国家民族主义,也必须要设立敌视对象,其中朝鲜是一个,更符合以上条件的则是日本。所以韩国内部反日情绪极为高涨,本就束手束脚的韩国外交,当和日本打交道时,主观意识极为严重,存在非常明显的先入为主的思想;而非客观实际的分析内外形势和两国关系。所以,日本能够忍受韩国一次两次的自私外交,但绝不能忍受成为常态,日本和韩国之间不来就不是同盟关系,所以自然忍受的韩国得寸进尺,最终,安培借助贸易战,终止对韩半导体出口,是韩国明白了谁才该听话。
也许半导体只是个开始,在其他很多领域:比如汽车零部件、机械加工领域,日本同样捏着雄厚的底牌。甚至金融方面,也可以想象日本的手段必定也是举重若轻。所以,既然美国方面这次并未过多干预,安培必然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促使韩国俯首称臣。如此看来,这次的日韩贸易战可能并不会轻易结束。韩国这次,估计是要吃大苦头了!
那么,面对这种困局,韩国该咋办?其实选择无非两个:硬扛到底,死活不服输——代价则是经济或被日本打爆;或者投子认负,代价则是不仅不能再拿劳工、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纠缠日本,国民的国家民族情感也会受到严重破坏。
这两条都不是什么好选择。第一条就不用说了。第二条,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国家民族主义情结对韩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这股气散了,韩国不仅发展失去了精神驱动力;甚至国家凝聚力都有涣散的风险,长远看伤害未必比被日本打残小。
不过,其实韩国还有第三条路——寻求大国帮助。如果有大国积极介入,日本并非没有松口可能。
这道理韩国也懂,所以事情一出,就想到了美国。
但是,美国态度暧昧,一直对此事漫不经心,这么久了,也并未真正发力。
这就让韩国抓狂了。
其实,抛开美国,中国,其实也是能帮到韩国的。尽管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有着本质差异,可中国仍有能力在多方面对日本构成掣肘。而在对日态度方面,中韩多年来都是步调一致的。
可是,真要请中国出手,韩国还得面临着三个难题。不迈过这几道坎,即便韩国开了这个口,中国也未必会接这个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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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是什么?
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拥有十多亿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我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和具体国情,决定了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建国初期三大外交政策是什么?
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发展了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些政策为新中国赢得了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建国初,毛泽东提出的三大外交政策,意味着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发展了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个国家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率先明确提出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一个国家总体外交包括什么?
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等于政府外交加上公共外交。
外交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通过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派遣或者接受特别使团,领导人访问,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参加政府性国际会议,用谈判、通讯和缔结条约等方法,处理其国际关系的活动。
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
外交的宗旨
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各国应遵循国际公认的准则。
这些准则主要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
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是平等和正义的外交,否则就是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外交。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以和平和发展为主要目标,才有可能建立。
谁能详细的介绍下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发展?
导语:中国的朝贡体系是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包括古代的东亚、中亚、东南亚各国,是“羁縻”政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中国历代王朝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居于天下之中心,四方蛮夷皆要给天朝上供,同时天朝对于藩国也会给与回赐,回赐的礼物甚至远远比朝贡的礼物更丰厚。而且周边各藩国的君主一旦登基,也要中原王朝赐予封号和金印,以获取合法地位。说白了,这就是封建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性协议,也是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周边政权的一种笼络政策,中央王朝授权封号,周边的政权接受封号,政治上向封建王朝看齐。
中国的朝贡体系最早萌芽于先秦时期,汉朝开始有了正式的国际朝贡,隋唐时开始成熟,到了明清时期则臻于鼎盛,晚清后逐渐衰落乃至消亡。
01 朝贡体系的历史演变
1、萌芽于先秦
关于中国朝贡制度的雏形最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史记·五皇》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 。”商代国王商汤曾命大臣伊尹制定《四方令》,其中这样说道“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而《尚书·禹贡》也有过相关记载:“岛夷卉服,厥能织贝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境内就已经存在朝贡活动了。
2、正式形成于汉代
但是正式的国际性朝贡制度则开始于汉代。汉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主要接收来自西北和北部地区藩属国的朝贡。另外,也有一些南方的小国前来朝贡,据《淮南子》记载:“海外来朝,夷人来献”。《汉书·地理志》也记载说自武帝以来,日南檄外(即今东南亚)有来朝的事实。汉朝统治者在收取这些藩属国的贡品的同时,也会授予那些藩属国统治者以绶带和金印,象征着那些统治者获得了合法统治权。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和混战,综合国力也远逊于秦汉,但是各诸侯国依然抱有华夷观念,希图通过外夷来朝营造封建正统的气氛,以巩固其统治。如三国的曹魏君主曾接见过日本的外交代表,接受他们的敬意同时并授予他们国王以金印,支持日本最大部落成为日本的合法统治者,同时也赐予了日本国王很多私人礼物。吴国曾经派遣使节朱应、康泰 “南宣国化”,招徕海外数十国特别是扶南、林邑等国来贡,“遣从事南宣国化, 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 各遣使奉贡。”(《三国志》)
南朝萧梁时期更是大力发展对外关系,招徕各国朝贡,“自梁革运 , 其(指海南诸国)奉正朔, 修职贡, 航海岁至, 逾于前代矣。” 梁元帝萧绎甚至亲自将当时来华朝贡的外国使者形状及各国有关情况,绘成了一卷《职贡图》,这是我国最早的 《职贡图》。
4、隋唐时期朝贡制度臻于成熟
隋朝虽短但也是大一统王朝,也热衷于对外活动,隋炀帝曾派兵征林邑并遣使赤土,招徕林邑、赤土、真腊、婆利等国来贡。
大唐建立以后,作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帝国更是震慑了周边各国,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大唐声威远播,诸多蛮夷政权纷纷遣使来朝,唐太宗本人更是被尊称为“天可汗”。“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通典》)
(鸿胪寺官员)
除了西域各国、吐谷浑、突厥等国,包括东亚的高句丽、日本,东南亚真腊等国无不奉大唐为正朔,遣使来朝,日本更是派出遣唐使来唐朝学习先进文化。另外,唐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朝贡贸易,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机构——鸿胪寺。鸿胪寺与另外两个机构——主客司和职方司共同管理朝贡事务,前者属于礼部,主管接受贡品和处理贸易事务,后者属于兵部,负责为蛮夷使节绘制地图。
5、宋元时期逐步完善
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明显南移,而江南和岭南地区也开始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的海外国家的交通联系也更为紧密。这一时期,朝贡贸易开始作为一种官方对外贸易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朝贡制度也进一步完善起来。
据《宋会要辑稿·蕃夷》统计,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共有26个,入贡次数达到302次。其中入贡比较频繁的东南亚国家是交趾、占城、三佛齐、真腊等, 反映了这些国家与宋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而朝贡的次数和频率是与宋朝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综合国力的盛衰有着密切关系
(鸿胪寺想象图)
宋朝时的朝贡制度也更加完善,不但在中央设立了管理有关朝贡事务的最高机构——鸿胪寺,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的朝贡流程和注意事项。如朝贡期限的制定:安南朝贡,“自来体制,三年一贡” 。来朝贡的贡使还要携带表章以证明其身份,否则“却其贡”,看看大宋多牛掰,上赶着来朝贡的不合规则的都不收你的。为了接待外国贡使,宋政府还设立了“来远驿” 等外宾招待所。
贡使入境后会被马上安置在馆驿中,由“州县录其国号、人数、姓名、年甲及所赉之物名数 , 申尚书、礼部、鸿胪寺” ,这是为了区分大小国家,以防“待遇之礼不致失当”。如果是初次入贡的国家,还要进行详细的询问。同时,对于贡使和国王的赏赐也做了明文规定。如 “绍兴七年(1137年)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 诏许之。令广东经略司斟量, 只许四十人到阙, 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 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 给赐鞍马、衣带、银器。淳熙五年(1178年),再入贡。计其值二万五千缗, 回赐绫锦罗绢等物、银二千五百两。”
到了元朝,因为疆域广阔,国家实力强大,为朝贡制度的推行提供了便利。同时,元朝统治者也都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如元世祖为了吸引东南亚各国来朝,曾专门下谕旨:“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于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慕义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 各从所欲。” (《元史》)
6、明朝达到鼎盛
到了明朝时期,中华朝贡体系发展到鼎盛。明朝建立以后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便立即派人到海外各国宣谕:“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 遂使夷狄布满四方, 废我中国之人伦。朕是以起兵讨之, 垂二十年, 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 。” 同时, 还带去《大统历》 一本, 使各国 “知正朔所在, 必能奉若天道。”
(明朝鸿胪寺官员腰牌)
明朝可以说是最不遗余力的推行朝贡制度的朝代,这里面当然有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虚荣心,但更多的也是为经济因素考虑。明朝政府要求将朝贡与贸易挂钩,非朝贡不得互市。朝贡成为明代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手段。据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所记载:“凡外夷贡者, 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 非入贡即不许互市。”
朝贡既是明朝政府对海外国家实行 “羁縻” 外交的工具,同时也是向海外各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传统封建礼治的载体。
7、晚清逐渐衰落并消亡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沦为殖民地,朝贡中国的国家数量大幅减少。同时西方列强又以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自身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纳入以近代西方国际关系和强权政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于是,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国际秩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朝贡体系自然也无以为系,逐渐衰落并消亡。
02 朝贡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朝贡的意义,用费正清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不能说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得了利润,回赠的皇家礼物通常比那些贡品有价值得多。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以及一种使蛮夷们出于某种适当的顺从状态的手段。”
朝贡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发生的一种利益关系,其中既有政治利益也有经济利益。
从政治角度讲,朝贡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宗主认同外交,周边政权政治上向中原王朝靠拢,而中原王朝的对其政策则是“怀柔”和“羁縻”,营造一种“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局面,通过“仁”而不是武力来维持等级体系下的和平与稳定。
从经济角度讲,中原王朝代表的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文化,周边藩属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朝贡贸易来获取本国所欠缺的丰厚的物资,同时又能向中国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技文化,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还有一点,通过中华朝贡体系,中华文化被广泛传播到了中国的邻近和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并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世界观念,随着朝贡体系千年的演变和文化传播,东亚地区最终形成了儒家文化圈。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含义?
1、 立体化外交是中国自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新安全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大旗等。外交关系,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对外政策,通过外交活动而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交往而形成的关系。
2、其形式多种多样。从官方的角度看,包括正式外交关系、不完全的外交关系、非正式外交关系;从非官方的角度看,还有国民外交。正式外交关系是完全的外交关系,主要体现为双方互相派驻外交使节。正式外交关系是正常的外交关系,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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