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盛世基金净值(清朝和唐朝哪个更强大)
专栏
2024-04-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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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友邦盛世基金净值,清朝和唐朝哪个更强大?
- 清朝灭亡之后留下数亿烂账?
- 汉朝公主远嫁波斯却在途中怀孕?
- 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 平定安史之乱的四大战神?
- 如何评价日本新年号「令和」?
- 外蒙古历史书是怎么描写元朝的?
友邦盛世基金净值,清朝和唐朝哪个更强大?
导读:这个题目太大了,犹豫了好几天尝试的打算写写。所以不一定到位,大家多担待。盛唐作为国人的骄傲自然在文化、经济、开放性等等方面有着相当的优势,但是清朝国土直辖和民族团结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我们提到唐朝油然而生的就是自豪感:盛唐的强盛、唐诗文采、开阔的胸怀以及在万国来朝的盛世华章都令人怀念和沉迷。国外华人区域林立的唐人街就是一种见证。而清朝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剔除闭关锁国、禁锢思想以外也有很多可以称颂之处。只不过由于近代腐败的清政府面对列强不断的割地赔款,让我们对清朝产生了更多的恶劣印象。
唐朝唐朝的强盛来源于自信开放的国策。正是这种开放自信的胸怀塑造了强大的盛唐。唐朝都城长安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多达百万人口的长安外来的人口很多,波斯、西域、日本、新罗、吐蕃、大食等等。
开放的文化:
他们或者经商,或者求学,甚至有些在唐朝为官定居在大唐。每年来自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留学生川流不息的往返于祖国和大唐之间。无数的带有大唐文化色彩的城市建筑、政治体系、经济、耕作方式等出现在大唐周边的儒家文化圈的国度里。模仿唐朝长安城的建筑在周边国家屡见不鲜。大唐的著名诗人的诗集在周边国家大规模刊印,甚至日本天皇都是白居易的书迷。所以说盛唐对周边国家不单单是武力上的威慑,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渗透。
唐朝是历史上我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大唐以博大的胸怀欢迎来时世界各地的人,吸收这来自各地的特殊的文化融入大唐。唐朝本土的道教和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无数国外的宗教有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在唐朝传播和修建寺庙。
强悍的军事
唐朝立国两百多年几乎每年都在进行对外战争,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和强悍的国力装备出陌刀队这样变态的军队。历史记载:如墙而进,人马俱碎。大唐名将辈出开唐的名将我们就不提了,中后期的郭子仪、苏定方、薛仁贵以及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封长青等等名将辈出。名将加上英勇善战的军队和优良的装备使的唐朝军队对外扩张和援救属国方面基本都没什么失败。
唐朝的疆域一度达到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当然我们得承认,唐朝边疆地区的国土实行的是羁縻政策,算不上真正的直辖这个就不如清朝的直辖方式有效。
清朝清朝由后金崛起于白山黑水间,以较少的人口基数统一了中原。正是有了清朝统治者的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局限性才导致清朝的闭关锁国、禁锢思想的错误的国策。以至于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落后了世界。有人说中国先进了几千年,在近代落后了。这就跟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系。
但是清朝也不是一无所是。在庞大的国土面积基础上,对国土有效直辖的方式超过历代王朝。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有效的把远土司管辖的地区纳入清朝直接统治。清朝通过一系列政策改变了以前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实行的羁縻政策改为直辖,西北持续的平叛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
清朝由于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和大规模种植,人口数量远远高于以往的历代王朝达到创纪录的上亿人。
当然因为落后,到晚清时期外交是一塌糊涂,不但割地赔款还丢失了所有的藩属国。
我是历史纵横帝,欢迎您的关注;如有瑕疵,劳烦斧正。
清朝灭亡之后留下数亿烂账?
清朝末年所谓的数亿烂账,实际上都属于外债。而这些外债并不是我们特有的产物,而是西方世界对我们掠夺的产物。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便被迫卷入所谓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洪流。由于赔款、镇压农民起义、建设海防塞防、兴办铁路矿业等,一步步走上了举借外债的道路。
不过说到底,清代外债产生最主要的根源,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帝国主义列强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战后的勒索赔款。
清政府外债的构成我们把清朝的外债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以下简称为战前与战后。
对于战前的赔款,即从1851年到1894年,清政府通过东拼西凑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这主要是由于战前外债次数不多,数额也没有很大。
在这一阶段的外债主要是因购买洋枪洋船来镇压农民起来而产生的,其次则是在海防和塞防上的争论与建设,以及来自中日、中法战争中的赔款。而且在这一阶段,清政府本身对举借外债也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对于借钱兴办海军、修路的事情是坚决反对的。
据初步统计,战前清政府共举外债69笔,涉及债务约9650多万两,占债务总额的7%。
对于战后的赔款,即从1895到1911年,这一阶段也是清政府大举外债的阶段,主要来自于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的巨大财政压力,以及庚子新政相继施行所引起的筑路、办矿高潮所需的巨大款项。
因此,清政府走上了赔款借款和依赖外债的道路。同样依据初步统计,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共举借外债139笔,债务总额超过12亿两,占总数的93%。
其中1895年的甲午赔款,日本向清政府索取了2亿两,并勒索到3000万两赎辽费,此外,清政府还要承担日本威海卫驻屯军费150万两,合计款项高达23150万两。1900年的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赔款约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并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直接导致了清政府丧失了国家主权,清朝衰败,直至最后破产。
清政府如何偿还外债?对于战前的外债,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的赔款,清政府下令由广东、江苏及十三行行商出资偿还,并动用了部分海关关税收入。
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根据条约,清政府先在天津、广州分别支付100万两和66万两,其他则直接从各海关四成洋税中扣还,至1867年3月底,共摊还银两1459万两。而对于俄国的赔款,则由户部从京饷中“划拨伊犁偿款二百万两”,其余则从厘金、关税和田赋附加三项下摊还。
但是在甲午战后,清政府面对如此巨大的战争赔款,已没有可能通过自身解决问题,只能走上了借款赔款的道路,从此过上了“卡拉卡”的生活。
对于借款赔款,在甲午战前,清政府也有借款,但由于外债次数不多、数额不大,大部分在借款后不久就能还清。
在甲午战后,比如对于甲午赔款,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分8年付清,第一次必须在条约互换后6个月支付5000万两,其余下分七次交清,并且需“按年每百抽五元息”。
不过日本还有假慈悲的一面,说如果清政府能在三年内如数还清赔款,那么日本“除将已付两年半的利息,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懂行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做个解释)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能用三年的时间付清赔款,可以“享受”免利息的待遇,“省息银一千数百万两”,这么“优待”的条件,清政府当然心动了,但付出的代价几乎是赔款的三倍。
我们看一下,清政府怎么来还这笔钱的。光绪为此紧急成立了筹借款委员会,任命各级官员全力以赴筹措款项。
俄、德、法三国由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为了谋求在华的更多利益,出面干涉还辽,并以此要求清政府借款要首先考虑他们三国。
他们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响应,1895年5月11日,清政府向俄国转达了需要向俄贷款一亿两“五厘息,内无折扣”的要求,并询问了如何偿还以及抵押事宜。
俄国很高兴,但他们无法承担这笔巨款,于是就私下就拉拢了法国,狼和狈一拍即合,最终在6月26日中俄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规定:中国国家向俄国各银号借银四万万法国法郎,计合1万万金卢布,德32321马克,英1582万英镑,荷19120万荷兰福罗林,合库平银1亿两,此笔款项分36年还清。
清政府借到钱后,马上把5000万两划给了日本,然后又用3000万两赎回了辽东半岛,还剩下2000万两,对日的第二期赔款又差下了3000万两,怎么办呢?
清政府决定从内外两方面想办法,对内无非就是剥削人民,对外就是继续寻找新的借款途径,这次轮到了英、德两国。
英、德两国考虑到俄、法第二次贷款给清政府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在谈判桌上,对清政府漫天要价,借款条件非常苛刻,利息要五厘,九五折扣,经手规费5.5%,实际上是八九五折扣。
对于这样的条件,清政府也难以接受,主动终止了谈判。他们准备向美国的一家商业公司借400万英镑,折合2500万两库平银,这样再加上从俄、法借款中还剩下的2000万两,合计约4500万两,还有500万两的窟窿,只能由各省捐献,以此来偿还对日的第二笔赔款。
英、德在收到了清政府的动向后,也坐不住了,总不能让到嘴有鸭子飞了吧。于是又与清政府开始了频繁的接触。最终于1896年3月14日,经光绪批复后,清政府与英德借款达成,共计1600万英镑,折合10389.6万两库平银,“此款常年利息,按本银虚数系五厘”,36年还清。
这1亿两左右的钱用于支付对日的第二笔赔款、第三笔赔款利息,以及威海第一年守费等,约为7434万两,至此清政府还需偿还日本赔款8300多万两库平银。
如果能在1898年5月8日前全数还清赔款,清政府不仅可以再免付将要付的赔款利息,而且还可以从中扣还已付息银1000万两左右。
怎么还?只能还是再借款,找谁借呢?无非还是英德俄,原本清政府也发行了1亿两股票,即昭信股票以此筹款,但奈何没人买呀,最后还是得向英德借款。
于是在1898年3月1日,清政府与英德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总额1600玩镑,利息常年“按本银虚数四厘五”,期限45年。但这笔款实收仅为1328万镑,而还本付息却仍按1600万镑算。
由此可见,清政府为了偿还甲午赔款,在短短三年内,向俄、英、德相继借了大量外债。在这盘棋中,日本从中国掠夺走2.3亿两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直接将日本经济送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英、德、俄也从中获利匪浅,三笔外债的利息也高达2亿两。
更为关键的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损失,除了赔款之外,还有在战争中的军费支出,也借了外债近1亿两。再加上动用的海军预备金250万两,内帑金300万两,发行的公债1100万两,合计也有1600多万两。
这样算下来,一场甲午战争,清政府损失了将近6亿两。而清政府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为1亿两左右,表面看偿还了甲午赔款,但实际上早已陷入财政危机泥潭无法自拔。
所以到了庚子赔款,清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偿还,遂将9.82亿两转化为39年期的长期外债,平均每年摊付2500万两。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甲午赔款的债权国只有日本,所以,清廷可以向列强借款。但是庚子赔款的债权国为八国列强,由此清廷告贷无门,只能由自己筹还。
那么清政府计划如何偿还呢?没办法,只能硬性摊派到各省,根据条约,前九年,即1902到1910年,每年摊还1882万两左右,另还要付利息,本息合计2182万两左右。以后每年递增,数额在2000万至3000万不等。
以1902年为例,其中300万两由户部承担,其余1880万两由19省摊负,当然各个省份摊负的数量并不一样。
就这样,到辛亥革命时,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已支付约2.5亿两,还有7.3亿两没有偿还。那么这笔烂账由谁接手了呢?
自然是谁当政谁就接手,根据孙中山《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这笔外债由民国政府接盘,继续向列强偿还赔款。
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革命前以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孙中山《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
除了直接的赔款外,列强在华所获取的特权,如租界、口岸、关税等,这其中的掠夺更是不计其数。
庚子赔款本质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行勒索,这种强盗行径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受到国外正义人士的指责。
在庚子赔款中,美国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折合美金2444万元,而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万美元,超索高达1278万美元。很明显,美国的赔款存在欺诈因素。
于是,在1908年的时候,发生了美国退赔事件。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超出实际损失的这部分钱,约有1078万,逐年“退还”给中国。但退赔形式则是通过帮助中国办学来实现,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美国这么做目的也有其私心,想借此造就一批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此培植亲美势力。
当时的清政府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也想借此机会学习科学技术,洋为中用。由此双方协议,创办了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数帝国主义列强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的余额,这些退款后来被 广泛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
在这些列强当中,日本从中国掠夺的金额最大,但也最不知足,直到1936年,日本还在讨要庚子赔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通告,宣布停止支付所有庚子赔款,这一年,已经是《辛丑条约》签署的第39个年头。
截止到1939年,中国共支付列强赔偿金,合计6.6亿两左右白银,根据条约偿还时间从1902年始至1940年终,从时间上和金额上也还得差不多了。
综上所述,晚清的落后,导致战败后的影响,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各类外债赔款也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而且这种影响力相当深远。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要永远铭记!!!
汉朝公主远嫁波斯却在途中怀孕?
你说的是朅盘陀国,该国王族自称“汉日天种”,据传说该国开国者的父亲自日中来,母亲是中原汉土之人。
朅盘陀国是西域古国之一,由我国塔吉克族祖先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建立,地点大约在今天我国的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以南七十公里处的公主堡。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题主所说的那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在汉朝时期,自打汉高祖刘邦开了远嫁公主和亲的先例后,汉朝皇帝发现,好处确实非常多,可以加强与边疆诸国的联系。
于是这种和亲政策在刘邦死后就延续了下去,而边疆诸国也觉得这种和亲不错,强大的汉朝毕竟是天朝上国。
能娶到汉朝漂亮的女人别提多有面子了,想想就激动,关键是当了汉朝的女婿后,还能获得很多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农耕方法等嫁妆,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所以汉朝和边疆诸国和亲不断,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来自一位汉朝的和亲公主,不过她要比王昭君幸运得多,因为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首先我们说明一点,汉朝时的和亲公主大多不是真公主,包括著名的王昭君,也只是个宫女,倒不是边疆诸国有多好骗,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形式大于内容,真的公主和假的公主差别不大。
相传当时西亚的波斯国也想与汉朝和亲,就派使者来到汉朝求亲,对于汉朝来讲找个宫女糊弄过去就行了,反正也没有多大损失,就答应下来。
于是这位被册封的汉朝公主就带着嫁妆、侍女、侍卫跟随使者出发了,由于汉朝与西亚波斯国相距非常远,所以路途也是比较曲折难行。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他们走到西域一处山中之时,突然遇到匪患,并且对方人数众多,为了保护公主的安全,使者和侍卫就决定,把公主安置在一处四面陡峭的山顶上。
留下少部分侍女和侍卫在上面伺候公主,每天的饮食都用专门的绳子送上去,然后在山顶四周派人严密把守,确保公主的绝对安全。
这样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匪患终于结束了,使者也准备带着公主继续前行,不过此时突然发现,公主竟然怀孕了,这可把使者吓坏了,还没到地方,就让国王头上绿油油的。
对于使者来讲这绝对是死罪,可如果想要怪罪汉朝公主,人家汉朝已经把人交给他了,是他没看好,使者是里外不是人,无论是返回波斯,还是把公主送回汉朝,自己都难辞其咎。
就在这时,公主的一名侍女站了出来,她说过去的这三个多月,每天都会从太阳中,出来一位骑着金马的王子,到山顶和公主幽会,公主的孩子是“汉日天种”。
使者当然不相信这种话,但他也没别的办法,跟众人商量一下,就决定按照侍女的这个传说,奉公主的孩子为太阳神的孩子,索性留在这里建国,大家也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
大约在七个月后,公主诞下一位长相俊美的男婴,于是人们就拥立这个男孩为国王,成立了朅盘陀国,侍女与侍卫们也在这里结婚,并不断与当地居民通婚,慢慢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众人也在当初公主避难的山顶,建立了著名的公主堡,而公主堡也是目前我国已知的海拔最高的城堡之一(海拔4000米左右)。
这个故事,很明显地带着神话色彩,不过很多人相信,那个“汉日天种”的父亲应该是公主身边的侍卫,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也就合理了。
而关于朅盘陀国的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唐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
相传其开国者之父乃自日中而来,母为汉土之人,故王族自称汉日天种,容貌与中国相同,头戴方冠,身着胡服。
那我们之前说了,朅盘陀国是塔吉克族人的先祖,可塔吉克族人是我国纯高加索人种民族,并且我们看到的今天塔吉克族人,也与我们汉族的长相差距很大,这又是为什么呢?
史学家认为,那是由于“汉日天种”王族不断与东部波斯人通婚,导致了波斯人基因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长相才从最初的与汉族无异,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关于朅盘陀国的历史,史料记载非常少,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初期,北魏的宋云在他所著的《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中,记载了他途经朅盘陀国的情况,当时的国王告诉他,自己是该国的第十三代国王。
在公元八世纪左右,随着吐蕃的不断扩张,朅盘陀国被吐蕃吞并灭国,不过很快唐朝军队就收复了朅盘陀国的故地,并在那里设立了葱岭守捉(小股戍边军队)。
后来到清朝时,乾隆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在新疆设置了伊犁将军府,塔什库尔干的穆喇特伯克也归顺清朝。
清朝正式将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聚居区,划为叶尔羌的一个庄—色勒库尔回庄。自此,清朝的军事、行政建制都在朅盘陀国故地正式建立。
朅盘陀国虽然距今非常久远,但那片土地永远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朅盘陀国的建立,也使得当地的一部分游牧塞人,开始发展农耕经济、城堡市镇,该国还建造了80多公里长的帕尔哈德渠。
这个帕尔哈德渠,世世代代的浇灌着当地人民的农田,这也是朅盘陀国的重要贡献。而朅盘陀国所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景色优美,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发生地,著名的石头城也在那里。
可以说,那里不仅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还是重要的丝绸古道,不管“汉日天种”的传说有几分真实,它都与华夏大地的历史传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璀璨光辉的史诗!
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日本的秉性,向来是谁把它打疼就跪舔谁,大唐把它打的裤衩都不剩,它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出来作死!
翻开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距离中国不远的弹丸小国,自唐朝开始,就不断的与中国有摩擦,大大小小的战争打了无数场。
但在宋朝时期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却没有和宋朝发生过战争,反而成为了稳定的贸易伙伴,不仅如此,双方的外交关系还十分稳定,日本对宋朝是甘心称臣,年年纳贡,岁岁来朝,可谓是毕恭毕敬。
而在宋亡之后,日本就露出了侵略者的本性,自元朝开始,日本就开始试探着骚扰中国边境,到了明朝,倭寇成为了大明中后期较大的隐患,而到了满清末期,日本已经堂而皇之的公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因此,日本对于宋朝,是断然不可能会真正的甘愿俯首称臣的,之所以毕恭毕敬,则是暂时打不过,选择了在蛰伏中学习并壮大。
为什么日本选择要蛰伏?就是曾经悍不畏死的叫板大唐,结果被打的差点灭国。
唐高宗时期,随着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整体实力逐渐强盛,便逐渐的不安于现状,于是高句丽就怂恿着同为大唐属国的百济国挑事,先是拒绝向大唐朝贡,后又阻碍忠心于大唐的新罗国和大唐的交通与进贡事宜。
唐高宗对于百济的这种不知死活的行为大为恼火,屡次下诏威吓,但有高句丽在背后撑腰,百济有恃无恐,更加的肆无忌惮。
大唐威严岂容尔等小国挑衅?于是,本着维护大唐脸面,以及在新罗的一再请求下,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十万,出兵新罗,征讨百济。
战争的结果不必详说,在碾压性的实力之下,百济虽然是倾国来战,但还是被大唐打的屁滚尿流,就此灭国。
这件事情,原本和日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百济灭国时,百济国王子逃到了日本,在唐朝大军结束战争退回本土后,日本的心思就活泛起来。
因为在战后,新罗国接受了百济的几乎所有地盘,由此疆域扩大不少,而日本眼看没得到什么好处,就扶持逃到日本的百济国王子为王,开战了轰轰烈烈的“百济复国运动”。
公元663年8月,大唐与新罗组成联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日本以及支持百济复国的各方势力展开作战,
日本方面,共出动兵力近四万余人,战船170余艘,而唐朝方面,兵力只有两万,战船不足百艘,两者之间在兵力上,有着相当大的悬殊。
但是战争的输赢,并不完全依靠兵力多少,大唐利用娴熟的水战技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紧接着,大唐有乘胜追击,将日本以及支持百济复国的势力,彻底击败,百济全境成为唐朝的羁縻地区。
此战,彻底的将日本企图染指朝鲜半岛,并想借助朝鲜半岛为跳板,来侵扰中国的想法给击碎,让日本认识到,大唐是它需要仰视的庞然大物,深感惧怕的日本天智天皇,生怕大唐会来个返场,顺手将日本国灭掉,赶忙向大唐表示愿世代朝贡,永表忠诚。
正如被打怕了就一直会有阴影一样,日本对于中国的恐惧,就此开始,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没有再有过侵扰中国的想法和行动,反而积极的和中国来往。
唐朝灭亡后,华夏大地上经历了朝代更迭,宋朝成为了又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按说依照宋朝的军事实力,以及宋朝的对外战争中的败多胜少的战绩,日本应该趁此机会来揩油才对,但是直到宋亡,日本也没有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并不是日本改了习性,而是当时繁华的宋朝,正是日本迫切需要学习的对象。
前文提过,经过大唐时被暴揍,日本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至少是它目前无法撼动的,这个时候,日本就装起了孙子。
不仅奉大唐为宗主国,并且世代朝贡,与此同时,遣派大量的僧人以及学者前来大唐学习中原文化,并将其精髓带回日本,以此来壮大和发展。
到了宋朝,虽然宋朝的军事实力一般,但是值得称道的是,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各种发明也是层出不穷,这些先进的技术,对于日本来说,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眼稀罕。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后,日本更是如饥似渴的吸收中原文化,对于文化十分发达的宋朝,更是无比的敬佩,这么好的老师,全世界都找不到,也就暂时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同时,宋朝的经济发达,也是日本没有攻打的原因之一,在宋朝时期,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双方互通有无,甚至在日本国内,宋朝的钱币,都可以通用,足以可见当时贸易的旺盛。
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繁盛,这些都是日本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才会在宋朝时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日本的侵略性,不会因为以上的几种情况就消失,反而会对于繁华的大宋朝更加的垂涎三尺,但是,在当时,日本国内自顾不暇,让它腾不出手来有别的想法。
两宋时期,日本由原来的奴隶时代正逐步的过度到幕府时代,原本的天皇,被逐渐的架空,没有了任何的实权,取而代之的,则是武士阶层的不断崛起。
此时的天皇,对于地方上的控制力已经被大大的削弱,而武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当时日本国内的外戚干政,使日本处于一种自顾不暇的状态。
每个有一定实力的集团都在抢地盘,哪里有精力去攻打中国?各地的武士领主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被别人霸占,同时又如何霸占别人的地盘,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看不好,更别提向中国扩张了。
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也就不可能会集中力量来有所行动,至于打中国,先顾好自己再说吧。
与此同时,日本的沿海,还经常会受到来自高句丽的骚扰,并且女真族的海岛还会时不时的进行袭击,这也让日本很是头疼。
国内各大武士领主每日里争抢地盘,沿海还要自卫,自顾不暇的日本,也就根本腾不出手来对外扩张,更谈不攻打宋朝了。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当时,完全没有攻打宋朝的理由。
在唐朝时,日本之所以会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就是因为日本想在朝鲜半岛上谋取立足之地,一旦日本能够在朝鲜半岛立足,那么它就会以此为跳板,来入侵中国。
之所以非要选择朝鲜半岛,因为这里是必经之路,近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就是自东北开始侵略的。
但是到了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辽东已经不在宋朝政府的控制中了。
北宋时,辽东属于辽国的领土;南宋时,辽东属于金国的领土。
也就是说,即便是日本在朝鲜半岛能够立足,它如果想进入中国,那么迎面而来的,就是辽国和金国,必须和他们死磕,方可进入中国。
此时的宋朝,在领土上,根本不与朝鲜半岛接壤,日本即使想打,也是鞭长莫及,更可况,依照但是辽国和金国的战力,如果日本登陆,那势必会把他们重新打回海里去。
同时,日本的愿望,是谋求东亚大陆圈,那么他的敌人,至少在当时,不是宋朝,而是辽国和金国,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这一原则,宋朝和当时的日本,还算得上是准盟友。
既然是盟友,那就更没有相互攻击的必要了,尤其是日本还正需要向宋朝学习,来提升自我的大好时机。
因此,在两宋的近三百年中,日本没有对宋朝才去过军事行动,但是在元朝入主中原后,这种局面就被打破。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高丽向元朝称臣,成为了元朝的东藩,忽必烈对于不远的日本,也派出了使者,要求日本效法高丽,也要向大元俯首称臣。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时期,幕府的大权掌握在权臣北条氏手中,对于元朝的要求,北条时宗拒不接受,同时加强了边境的防御,以做战争的准备。
忽必烈之后又多次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臣服,结果日本朝廷连使者都拒绝接见,既然来文的无果,那就武力征服。
公元1274年,忽必烈发动征日战争,虽然元军在战术以及装备上,强于日军,但是由于却不擅长山地作战,无法突破日本岛崎岖的地形进入其腹地,因此在之后的战斗中,几经失利,并且在海上遭遇台风,受到极大损失,不得不偃旗息鼓,撤回国内。
不死心的忽必烈,在公元1281年,又一次发动了征日战争,但同样是因为恶劣的气候条件和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的复杂地形,最终无功而返。
就此,日本和元朝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元朝一时半会奈何不了日本,日本也暂时没有能力攻击元朝,双方只得视而不见,各自闷头发展。
但日本在镰仓幕府谢幕后,逐渐发展壮大,因为资源匮乏,便时不时的对元朝边境进行骚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之后,也曾有过征服日本的想法,但在刘伯温的建议之下,同时借鉴于元朝失败的教训,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时的大明,百废待兴,人民迫切的语言休养生息,也支撑不起巨大的战争消耗,朱元璋在效法元朝派遣使者去日本,结果却本羞辱后,不得不暂时咽下这口恶气,将日本列为“永不征讨之国”。
在明朝中后期,倭寇成为了明朝的边境大患,明朝为抵抗倭寇侵扰,也涌现出如戚继光等多名抗倭英雄。
总而言之,在经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后,以及日本在和元朝战争中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国内上下对于中国的敬畏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断增长的野心,同时在骨子里的侵略性使然下,由此开始展开了对中国的一次又一次战争行动。
总结:
日本是我国的邻邦,在历史上,日本的文化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日本对于中国的学习,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也正是这种学习,让日本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发展和壮大,拥有了和中国抗衡的实力。在唐朝时期,被击败后,马上低下头来学习成长,并且在宋朝时,更是如此,通过贸易来发展经济,提升实力,因此,才有了后来的颇具实力的日本。
平定安史之乱的四大战神?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折点,前后历时八年才被平定。在镇压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光弼、来瑱的功勋最为卓著,因此,他们也被认为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四位战神。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勾结史思明等人,发动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叛军从河北出发,一路南下,最后攻克潼关,逼近京师。
安禄山所掌握的卢龙、范阳、河东等精锐兵马与唐朝的朔方、安西、陇右等精锐兵马相互攻杀,几乎耗尽了唐朝的国力与军力。唐朝自建国以来的最大的一场危机正在悄然到来,内有藩镇兵马在割据称雄,外又有吐蕃、回鹘、南诏等劲敌在虎视眈眈。
唐朝耗时八年才将这场安史之乱镇压下去,其中多亏了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光弼、来瑱等四人的作用,但唐朝自己也已日落西山,不得不坦然面对藩镇割据的现实。此后,直到唐王朝灭亡也没有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
第一、功成名就、遭到猜忌的郭子仪安史之乱爆发时候,郭子仪正是朔方节度使。他率领朔方军收复了河北和河东地区,多次打败安史之乱的叛乱,并收复唐朝首都。可是,由于郭子仪手握重兵,遭到唐朝的猜忌,所以多次被剥夺实权。
郭子仪历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位皇帝,一生功勋卓著,尤其是在镇压安史之乱和抵抗吐蕃入侵的过程中不遗余力,最终被封为汾阳郡王。他的儿子还迎娶了公主,家族荣誉达到鼎峰,可是郭子仪也受到朝廷猜忌,被罢免了兵权,最后只能抑郁而终。
第二、举家殉国最后却投降吐蕃的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早年是郭子仪的部下,在安史之乱中率领骁勇的朔方军作战,表现勇猛,屡立战功。在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有46人惨死,但他依然效忠于唐王朝。
为了取得回鹘汗国的援军,共同镇压安史之乱,仆固怀恩甚至主动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回鹘人,由此换得回鹘军队的支援,可谓满门忠烈。可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对仆固怀恩猜忌重重,并且诬陷他勾结回鹘人谋反。仆固怀恩一气之下,投降了吐蕃,招引吐蕃军队来攻,使得唐朝河西的走廊完全失陷。最终,满门忠烈的仆固怀恩死在边塞,而唐朝这才知道他的冤屈。
第三、战功第一却含恨而终的李光弼安史之乱时,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副使,后来取代郭子仪担任了朔方节度使。李光弼率军先后参与了镇压安史之乱和浙东起义,功勋卓著,得到了唐朝赏赐的丹书铁券。按理来说,李光弼不至于落得悲惨的下场才对。
李光弼虽然擅长军旅作战,却不擅长处理政务,因此遭到朝廷宦官的排挤与打压。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人掌权,借口李光弼图谋不轨,让他入朝认罪。李光弼手握重兵,因为害怕被杀而不敢上朝,只能割据一方,所以人们真的以为他心怀不轨,李光弼声名受损,最后在徐州含恨而终。
第四、勇猛无敌却被无情冤杀的来瑱来瑱是安史之乱后被唐朝冤杀的名将,死得最惨。来瑱出身于军人世家,原本是唐朝西域(安西都护府)地区的将领,镇守安西四镇多年,经常与吐蕃军队作战。
安史之乱爆发后,来瑱奉命抵抗叛军入侵,他治军严厉,杀伐果断,令三军闻风丧胆,因此被称为“来嚼铁”,意思是啃不动的铁块。安史之乱中,来瑱杀了很多叛军,手上沾满了鲜血。可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并不信任他,反而忌惮他手握重兵,当时正好有人诬告来瑱想要谋反。来瑱先是被朝廷剥夺官爵,然后被下令处死,尸体被扔在土沟里腐烂,他的门客全部逃走了,最后还是一位部下给他收尸。
纵观整个安史之乱,为唐朝镇压叛军最得力的将领中,唯一能够善终的大概也只有郭子仪了。经历过安史之乱后,唐朝再也不信任掌兵的武将,可是朝廷对于那些真正拥兵作乱的武将没有办法,只能拿一班忠臣开刀,实在是飞鸟尽,良弓藏。
像李光弼、仆固怀恩、来瑱等人,均是受到了迫害,皇帝对他们猜忌重重,而朝廷却对那些参与过安史之乱的叛军非常的宽厚,甚至还册封了所谓的“河朔三镇”来安抚安史叛军的情绪,从而埋下了后来一百多的藩镇割据之乱,也直接反映出了唐朝中后期对待功臣的苛刻、对叛军的纵容以及朝廷的腐败问题。
如何评价日本新年号「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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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当今世界强国,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关注,据相关媒体报道,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宣布退位,皇太子在2019年5月1日0点,正式登基,启用新的年号,也就是“令和”。
要评价“令和”这个年号如何,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日本的“年号文化”,再探究“令和”一词的寓意。
日本年号的前世今生。中文的年号在日本被称为元号,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汉朝。据《日本书记》的记载,日本最早的元号出现在645年“大化改新”时,当时以“大化”作为年号。在7世纪中后期,断断续续出现年号的记载。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宝”,此后,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被沿用至今。
日本历史能追溯十万年,但是这是以日本列岛出现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前期为起点开始计算的。以这种标准,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50万年前。
而所谓五千年中国,是指中国文明史,由于史记载仓颉于黄帝时代造字,故以黄帝为起点纪五千年,国际学术届则以商朝以前的文字没有考古学证据,认为足以明证的中国文明史为3500年。以这种标准,日本历史以神话中天皇的起点——大和王权为始,至今两千余年;学术而论,则是以飞鸟时代大化改新为始,至今1400余年。
也就是说,日本“年号文化”在日本的历史中,也不过一千多年时间,而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中,日本年号文化也是经历了断断续续的发展。
日本年号的选取标准。日本年号作为日本历史固定的纪年方式,在选取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考究。
第一:寓意。
年号的寓意非常重要,比如在古代,寓意以“和平”为主。随着社会的进步,寓意以“幸福,安康”为主。而新世纪,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全新的形象,比如“明治”,而日本新年号“令和”也被予以全新的内含,日本民众表示,新年号有望给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带来转机。
第二:选取标准。
据媒体报道,日本内阁成员铃木洋仁认为,日本选取年号应该遵从七个标准,分别是:
1、年号的意思符合国民的理想;2、字数为2个汉字;3、容易书写;4、读音方便;5、至今为止既没有作为年号被使用也不是谥号; 6、不是日常俗事(所使用的名词);7、新年号要回避英文首字母和明治以来发音相同的字,“M·T·S·H”(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日本年号选取的常规参考文献。日本的年号由来已久,时至今日,明仁天皇年号“平成”,已经是第247个年号了,那么,在古往今来众多日本年号中,它们的选取自那些文献呢?
据资料,日本历代的247个存档的年号里,可追溯的纪录绝大部分的典故取自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从中国的《尚书》中取字的有37次;其次是《诗经》,一共15次。近期的“平成”和“昭和”,引用的就是尚书里的“地平天成”以及“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纵观日本以往的年号,用“平”字和“和”字的频率是最高的,而日本第248个年号“令和”,“令”字为首次出现,而“和”字则出现多达20次。
《诗经》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日本年号“令和”选取文献参考。据日本学者介绍,“令和”两字出自《万叶集》中《梅花歌并序》的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谷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从某一方面来讲,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这部著作成书于公元4世纪至公元8世纪中叶,是由多人编撰而成的一部作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日在记者会上就新年号“令和”表示,“蕴含了在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官邸回答媒体提问称:“希望敲定与洋溢希望的新时代相连的新年号。”
日本新年号的猜想。日本首次启用选自日本文化典籍中的名词作为新的年号,这被很多人看来是日本文化的一次进步,因为长久以来,日本文化依赖于中国文化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日本文化面对可能被同化的风险,重新审视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而宣传推广,这也被大家认为是日本“去中国化”的一种体现。
外蒙古历史书是怎么描写元朝的?
外蒙古历史书是怎样描写元朝,肯定要比我国看得更认真,毕竟人家元朝是蒙古国曾经的辉煌,元朝虽然有《元史》做为支撑,明太祖朱元璋亲命宋濂,王炜等撰写,共210卷,历时331天,主要以前代史记载为依托,这也是传统,就如元朝命人撰写《宋史》,《金史》,《辽史》,宋及五代撰写《唐史》一样,说明明继承元得天下。
元朝从1272年/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1368年之间算作一个过去式的朝代,而时至今日,蒙古国却钟情于元朝那段历史,在大街小巷都有元太祖铁木真的画像和雕像,画像以忽必烈时期礼霍孙所绘为蓝本,明代为副本,一直作为人们心中成吉思汗形象,雕像代表作有40米高,二百五十吨不锈钢打造的成吉思汗雕像,下面有三十六根圆柱支撑,象征有成吉思汗之后三十六个大汗,还有陈列蒙元时期文物的博物馆。在馆内,有象征蒙元权利象征的苏鲁锭,还摆设有代表蒙古帝国辉煌的哈拉和林城复原图,所以他们急切想找到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文物,毕竟人家把自己的本国史最早追溯到八百年前,就是所谓的1206年。
所以至今蒙古国也很少把成吉思汗称作元太祖,法天启运皇帝。而更确切的称之为蒙古尊号成吉思汗,意思为海洋之汗,所以也就等于废除了忽必烈建元改革的这一套中原方式追谥的传统封号,也尽而把成吉思汗变成了游牧的皇帝。
其实这也不觉奇怪,在元朝北退后,明朝北方蒙古高原又开始返回了游牧体制,出现了鞑靼,瓦剌两大集团,摒弃元朝的皇帝,太师,太保,改为可汗,那颜,到达延汗时更是推得很彻底,所以蒙古和中原自蒙元结束后,一直分道扬镳。沿着长城为分界线,南方耕地与北方游牧以此化为界限,蒙古高原仍按着自己程序走,走过漫长清朝也没有受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蒙古国虽然受苏俄影响,实际上仍延续蒙古原有的制度,还是以游牧业为主的国家。
虽然话题这么说,把蒙古国很钟情于成吉思汗时代,而对成吉思汗之后的时期却很淡化,也包括忽必烈大元。但是蒙古国一定程度上也把元朝视为蒙古帝国的辉煌,尤其以现代意义上的我国边境与它之间的彼此之分的关系,认为元朝统一天下是对蒙古为代表的游牧草原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彻底征服,而且是第一次。事实如此元朝蒙古出现之前,从秦汉的上升到两晋南北朝的衰落,唐朝鼎盛,再到宋朝的劣势,北方游牧及游猎民族取代北方,却没有对长江以南的晋宋得逞,而蒙元却实现了。
这也正是外蒙古值得骄傲的原因,认为它的延续就是游牧民族政权的胜利,承继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的凝缩,他们之所以把这些列为自己朝代也是有他的道理。而对于元朝而言,蒙古国自然会把它看得很重要,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第二代雄才帝王,他们也是认可的,谁怪乎它们也曾是北归的元朝拖雷系一部分。
为此蒙古国也会把留下的畏兀字体《成吉思汗法典》看成他们国家的启示制度,《蒙古秘史》汉语版和《元史》也被他们收藏是描写本民族的一部历史宝典。为此他们自然会把蒙元的辉煌示为自己过去的辉煌,这一点在中国学者面前也是毫不避讳的问题,在忽必烈以前,成吉思汗到之后的所谓的1206年到1260年之间,蒙古帝国中心在外蒙古核心地带,今额尔德尼召,首都乌兰巴托东北不远,这一时期不同元朝很不稳定,帝国正是蒸蒸日上,四面膨胀时期,那时统治者仍延续成吉思汗留下的制度,和不断完善发展,有自己的一套较全面的游牧体制,而汉法则是补偏救弊。
所以实际上这一时期恰恰和元朝是分水岭,外蒙古这也认为也是情有合理。元朝虽然政治中心南移,可是元朝统治者仍未放松对龙兴之地的重视,设立岭北行省,以和林路为主,驾驭原蒙古各部,这也为后来北退保存实力打下基础。外蒙古肯定也不忘元朝的功劳,怀念那一段的辉煌史,在明后期与清之际总想复制元朝,可是难以复制,达延汗复兴和林丹汗复兴还有噶尔丹都想图志。所以蒙元至今虽然是一个朝代,可是它在外蒙古情节很深,因为这它牵扯正是本民族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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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盛世基金净值,清朝和唐朝哪个更强大?
导读:这个题目太大了,犹豫了好几天尝试的打算写写。所以不一定到位,大家多担待。盛唐作为国人的骄傲自然在文化、经济、开放性等等方面有着相当的优势,但是清朝国土直辖和民族团结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我们提到唐朝油然而生的就是自豪感:盛唐的强盛、唐诗文采、开阔的胸怀以及在万国来朝的盛世华章都令人怀念和沉迷。国外华人区域林立的唐人街就是一种见证。而清朝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剔除闭关锁国、禁锢思想以外也有很多可以称颂之处。只不过由于近代腐败的清政府面对列强不断的割地赔款,让我们对清朝产生了更多的恶劣印象。
唐朝
唐朝的强盛来源于自信开放的国策。正是这种开放自信的胸怀塑造了强大的盛唐。唐朝都城长安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多达百万人口的长安外来的人口很多,波斯、西域、日本、新罗、吐蕃、大食等等。
开放的文化:
他们或者经商,或者求学,甚至有些在唐朝为官定居在大唐。每年来自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留学生川流不息的往返于祖国和大唐之间。无数的带有大唐文化色彩的城市建筑、政治体系、经济、耕作方式等出现在大唐周边的儒家文化圈的国度里。模仿唐朝长安城的建筑在周边国家屡见不鲜。大唐的著名诗人的诗集在周边国家大规模刊印,甚至日本天皇都是白居易的书迷。所以说盛唐对周边国家不单单是武力上的威慑,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渗透。
唐朝是历史上我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大唐以博大的胸怀欢迎来时世界各地的人,吸收这来自各地的特殊的文化融入大唐。唐朝本土的道教和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无数国外的宗教有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在唐朝传播和修建寺庙。
强悍的军事
唐朝立国两百多年几乎每年都在进行对外战争,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和强悍的国力装备出陌刀队这样变态的军队。历史记载:如墙而进,人马俱碎。大唐名将辈出开唐的名将我们就不提了,中后期的郭子仪、苏定方、薛仁贵以及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封长青等等名将辈出。名将加上英勇善战的军队和优良的装备使的唐朝军队对外扩张和援救属国方面基本都没什么失败。
唐朝的疆域一度达到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当然我们得承认,唐朝边疆地区的国土实行的是羁縻政策,算不上真正的直辖这个就不如清朝的直辖方式有效。
清朝
清朝由后金崛起于白山黑水间,以较少的人口基数统一了中原。正是有了清朝统治者的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局限性才导致清朝的闭关锁国、禁锢思想的错误的国策。以至于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落后了世界。有人说中国先进了几千年,在近代落后了。这就跟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系。
但是清朝也不是一无所是。在庞大的国土面积基础上,对国土有效直辖的方式超过历代王朝。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有效的把远土司管辖的地区纳入清朝直接统治。清朝通过一系列政策改变了以前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实行的羁縻政策改为直辖,西北持续的平叛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
清朝由于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和大规模种植,人口数量远远高于以往的历代王朝达到创纪录的上亿人。
当然因为落后,到晚清时期外交是一塌糊涂,不但割地赔款还丢失了所有的藩属国。
我是历史纵横帝,欢迎您的关注;如有瑕疵,劳烦斧正。
清朝灭亡之后留下数亿烂账?
清朝末年所谓的数亿烂账,实际上都属于外债。而这些外债并不是我们特有的产物,而是西方世界对我们掠夺的产物。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便被迫卷入所谓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洪流。由于赔款、镇压农民起义、建设海防塞防、兴办铁路矿业等,一步步走上了举借外债的道路。
不过说到底,清代外债产生最主要的根源,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帝国主义列强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战后的勒索赔款。
清政府外债的构成
我们把清朝的外债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以下简称为战前与战后。
对于战前的赔款,即从1851年到1894年,清政府通过东拼西凑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这主要是由于战前外债次数不多,数额也没有很大。
在这一阶段的外债主要是因购买洋枪洋船来镇压农民起来而产生的,其次则是在海防和塞防上的争论与建设,以及来自中日、中法战争中的赔款。而且在这一阶段,清政府本身对举借外债也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对于借钱兴办海军、修路的事情是坚决反对的。
据初步统计,战前清政府共举外债69笔,涉及债务约9650多万两,占债务总额的7%。
对于战后的赔款,即从1895到1911年,这一阶段也是清政府大举外债的阶段,主要来自于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的巨大财政压力,以及庚子新政相继施行所引起的筑路、办矿高潮所需的巨大款项。
因此,清政府走上了赔款借款和依赖外债的道路。同样依据初步统计,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共举借外债139笔,债务总额超过12亿两,占总数的93%。
其中1895年的甲午赔款,日本向清政府索取了2亿两,并勒索到3000万两赎辽费,此外,清政府还要承担日本威海卫驻屯军费150万两,合计款项高达23150万两。1900年的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赔款约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并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直接导致了清政府丧失了国家主权,清朝衰败,直至最后破产。
清政府如何偿还外债?
对于战前的外债,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的赔款,清政府下令由广东、江苏及十三行行商出资偿还,并动用了部分海关关税收入。
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根据条约,清政府先在天津、广州分别支付100万两和66万两,其他则直接从各海关四成洋税中扣还,至1867年3月底,共摊还银两1459万两。而对于俄国的赔款,则由户部从京饷中“划拨伊犁偿款二百万两”,其余则从厘金、关税和田赋附加三项下摊还。
但是在甲午战后,清政府面对如此巨大的战争赔款,已没有可能通过自身解决问题,只能走上了借款赔款的道路,从此过上了“卡拉卡”的生活。
对于借款赔款,在甲午战前,清政府也有借款,但由于外债次数不多、数额不大,大部分在借款后不久就能还清。
在甲午战后,比如对于甲午赔款,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分8年付清,第一次必须在条约互换后6个月支付5000万两,其余下分七次交清,并且需“按年每百抽五元息”。
不过日本还有假慈悲的一面,说如果清政府能在三年内如数还清赔款,那么日本“除将已付两年半的利息,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懂行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做个解释)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能用三年的时间付清赔款,可以“享受”免利息的待遇,“省息银一千数百万两”,这么“优待”的条件,清政府当然心动了,但付出的代价几乎是赔款的三倍。
我们看一下,清政府怎么来还这笔钱的。光绪为此紧急成立了筹借款委员会,任命各级官员全力以赴筹措款项。
俄、德、法三国由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为了谋求在华的更多利益,出面干涉还辽,并以此要求清政府借款要首先考虑他们三国。
他们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响应,1895年5月11日,清政府向俄国转达了需要向俄贷款一亿两“五厘息,内无折扣”的要求,并询问了如何偿还以及抵押事宜。
俄国很高兴,但他们无法承担这笔巨款,于是就私下就拉拢了法国,狼和狈一拍即合,最终在6月26日中俄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规定:中国国家向俄国各银号借银四万万法国法郎,计合1万万金卢布,德32321马克,英1582万英镑,荷19120万荷兰福罗林,合库平银1亿两,此笔款项分36年还清。
清政府借到钱后,马上把5000万两划给了日本,然后又用3000万两赎回了辽东半岛,还剩下2000万两,对日的第二期赔款又差下了3000万两,怎么办呢?
清政府决定从内外两方面想办法,对内无非就是剥削人民,对外就是继续寻找新的借款途径,这次轮到了英、德两国。
英、德两国考虑到俄、法第二次贷款给清政府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在谈判桌上,对清政府漫天要价,借款条件非常苛刻,利息要五厘,九五折扣,经手规费5.5%,实际上是八九五折扣。
对于这样的条件,清政府也难以接受,主动终止了谈判。他们准备向美国的一家商业公司借400万英镑,折合2500万两库平银,这样再加上从俄、法借款中还剩下的2000万两,合计约4500万两,还有500万两的窟窿,只能由各省捐献,以此来偿还对日的第二笔赔款。
英、德在收到了清政府的动向后,也坐不住了,总不能让到嘴有鸭子飞了吧。于是又与清政府开始了频繁的接触。最终于1896年3月14日,经光绪批复后,清政府与英德借款达成,共计1600万英镑,折合10389.6万两库平银,“此款常年利息,按本银虚数系五厘”,36年还清。
这1亿两左右的钱用于支付对日的第二笔赔款、第三笔赔款利息,以及威海第一年守费等,约为7434万两,至此清政府还需偿还日本赔款8300多万两库平银。
如果能在1898年5月8日前全数还清赔款,清政府不仅可以再免付将要付的赔款利息,而且还可以从中扣还已付息银1000万两左右。
怎么还?只能还是再借款,找谁借呢?无非还是英德俄,原本清政府也发行了1亿两股票,即昭信股票以此筹款,但奈何没人买呀,最后还是得向英德借款。
于是在1898年3月1日,清政府与英德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总额1600玩镑,利息常年“按本银虚数四厘五”,期限45年。但这笔款实收仅为1328万镑,而还本付息却仍按1600万镑算。
由此可见,清政府为了偿还甲午赔款,在短短三年内,向俄、英、德相继借了大量外债。在这盘棋中,日本从中国掠夺走2.3亿两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直接将日本经济送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英、德、俄也从中获利匪浅,三笔外债的利息也高达2亿两。
更为关键的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损失,除了赔款之外,还有在战争中的军费支出,也借了外债近1亿两。再加上动用的海军预备金250万两,内帑金300万两,发行的公债1100万两,合计也有1600多万两。
这样算下来,一场甲午战争,清政府损失了将近6亿两。而清政府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为1亿两左右,表面看偿还了甲午赔款,但实际上早已陷入财政危机泥潭无法自拔。
所以到了庚子赔款,清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偿还,遂将9.82亿两转化为39年期的长期外债,平均每年摊付2500万两。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甲午赔款的债权国只有日本,所以,清廷可以向列强借款。但是庚子赔款的债权国为八国列强,由此清廷告贷无门,只能由自己筹还。
那么清政府计划如何偿还呢?没办法,只能硬性摊派到各省,根据条约,前九年,即1902到1910年,每年摊还1882万两左右,另还要付利息,本息合计2182万两左右。以后每年递增,数额在2000万至3000万不等。
以1902年为例,其中300万两由户部承担,其余1880万两由19省摊负,当然各个省份摊负的数量并不一样。
就这样,到辛亥革命时,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已支付约2.5亿两,还有7.3亿两没有偿还。那么这笔烂账由谁接手了呢?
自然是谁当政谁就接手,根据孙中山《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这笔外债由民国政府接盘,继续向列强偿还赔款。
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革命前以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孙中山《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
除了直接的赔款外,列强在华所获取的特权,如租界、口岸、关税等,这其中的掠夺更是不计其数。
庚子赔款本质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行勒索,这种强盗行径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受到国外正义人士的指责。
在庚子赔款中,美国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折合美金2444万元,而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万美元,超索高达1278万美元。很明显,美国的赔款存在欺诈因素。
于是,在1908年的时候,发生了美国退赔事件。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超出实际损失的这部分钱,约有1078万,逐年“退还”给中国。但退赔形式则是通过帮助中国办学来实现,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美国这么做目的也有其私心,想借此造就一批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此培植亲美势力。
当时的清政府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也想借此机会学习科学技术,洋为中用。由此双方协议,创办了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数帝国主义列强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的余额,这些退款后来被 广泛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
在这些列强当中,日本从中国掠夺的金额最大,但也最不知足,直到1936年,日本还在讨要庚子赔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通告,宣布停止支付所有庚子赔款,这一年,已经是《辛丑条约》签署的第39个年头。
截止到1939年,中国共支付列强赔偿金,合计6.6亿两左右白银,根据条约偿还时间从1902年始至1940年终,从时间上和金额上也还得差不多了。
综上所述,晚清的落后,导致战败后的影响,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各类外债赔款也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而且这种影响力相当深远。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要永远铭记!!!
汉朝公主远嫁波斯却在途中怀孕?
你说的是朅盘陀国,该国王族自称“汉日天种”,据传说该国开国者的父亲自日中来,母亲是中原汉土之人。
朅盘陀国是西域古国之一,由我国塔吉克族祖先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建立,地点大约在今天我国的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以南七十公里处的公主堡。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题主所说的那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在汉朝时期,自打汉高祖刘邦开了远嫁公主和亲的先例后,汉朝皇帝发现,好处确实非常多,可以加强与边疆诸国的联系。
于是这种和亲政策在刘邦死后就延续了下去,而边疆诸国也觉得这种和亲不错,强大的汉朝毕竟是天朝上国。
能娶到汉朝漂亮的女人别提多有面子了,想想就激动,关键是当了汉朝的女婿后,还能获得很多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农耕方法等嫁妆,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所以汉朝和边疆诸国和亲不断,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来自一位汉朝的和亲公主,不过她要比王昭君幸运得多,因为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首先我们说明一点,汉朝时的和亲公主大多不是真公主,包括著名的王昭君,也只是个宫女,倒不是边疆诸国有多好骗,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形式大于内容,真的公主和假的公主差别不大。
相传当时西亚的波斯国也想与汉朝和亲,就派使者来到汉朝求亲,对于汉朝来讲找个宫女糊弄过去就行了,反正也没有多大损失,就答应下来。
于是这位被册封的汉朝公主就带着嫁妆、侍女、侍卫跟随使者出发了,由于汉朝与西亚波斯国相距非常远,所以路途也是比较曲折难行。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他们走到西域一处山中之时,突然遇到匪患,并且对方人数众多,为了保护公主的安全,使者和侍卫就决定,把公主安置在一处四面陡峭的山顶上。
留下少部分侍女和侍卫在上面伺候公主,每天的饮食都用专门的绳子送上去,然后在山顶四周派人严密把守,确保公主的绝对安全。
这样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匪患终于结束了,使者也准备带着公主继续前行,不过此时突然发现,公主竟然怀孕了,这可把使者吓坏了,还没到地方,就让国王头上绿油油的。
对于使者来讲这绝对是死罪,可如果想要怪罪汉朝公主,人家汉朝已经把人交给他了,是他没看好,使者是里外不是人,无论是返回波斯,还是把公主送回汉朝,自己都难辞其咎。
就在这时,公主的一名侍女站了出来,她说过去的这三个多月,每天都会从太阳中,出来一位骑着金马的王子,到山顶和公主幽会,公主的孩子是“汉日天种”。
使者当然不相信这种话,但他也没别的办法,跟众人商量一下,就决定按照侍女的这个传说,奉公主的孩子为太阳神的孩子,索性留在这里建国,大家也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
大约在七个月后,公主诞下一位长相俊美的男婴,于是人们就拥立这个男孩为国王,成立了朅盘陀国,侍女与侍卫们也在这里结婚,并不断与当地居民通婚,慢慢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众人也在当初公主避难的山顶,建立了著名的公主堡,而公主堡也是目前我国已知的海拔最高的城堡之一(海拔4000米左右)。
这个故事,很明显地带着神话色彩,不过很多人相信,那个“汉日天种”的父亲应该是公主身边的侍卫,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也就合理了。
而关于朅盘陀国的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唐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
相传其开国者之父乃自日中而来,母为汉土之人,故王族自称汉日天种,容貌与中国相同,头戴方冠,身着胡服。
那我们之前说了,朅盘陀国是塔吉克族人的先祖,可塔吉克族人是我国纯高加索人种民族,并且我们看到的今天塔吉克族人,也与我们汉族的长相差距很大,这又是为什么呢?
史学家认为,那是由于“汉日天种”王族不断与东部波斯人通婚,导致了波斯人基因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长相才从最初的与汉族无异,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关于朅盘陀国的历史,史料记载非常少,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初期,北魏的宋云在他所著的《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中,记载了他途经朅盘陀国的情况,当时的国王告诉他,自己是该国的第十三代国王。
在公元八世纪左右,随着吐蕃的不断扩张,朅盘陀国被吐蕃吞并灭国,不过很快唐朝军队就收复了朅盘陀国的故地,并在那里设立了葱岭守捉(小股戍边军队)。
后来到清朝时,乾隆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在新疆设置了伊犁将军府,塔什库尔干的穆喇特伯克也归顺清朝。
清朝正式将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聚居区,划为叶尔羌的一个庄—色勒库尔回庄。自此,清朝的军事、行政建制都在朅盘陀国故地正式建立。
朅盘陀国虽然距今非常久远,但那片土地永远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朅盘陀国的建立,也使得当地的一部分游牧塞人,开始发展农耕经济、城堡市镇,该国还建造了80多公里长的帕尔哈德渠。
这个帕尔哈德渠,世世代代的浇灌着当地人民的农田,这也是朅盘陀国的重要贡献。而朅盘陀国所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景色优美,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发生地,著名的石头城也在那里。
可以说,那里不仅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还是重要的丝绸古道,不管“汉日天种”的传说有几分真实,它都与华夏大地的历史传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璀璨光辉的史诗!
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日本的秉性,向来是谁把它打疼就跪舔谁,大唐把它打的裤衩都不剩,它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出来作死!
翻开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距离中国不远的弹丸小国,自唐朝开始,就不断的与中国有摩擦,大大小小的战争打了无数场。
但在宋朝时期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却没有和宋朝发生过战争,反而成为了稳定的贸易伙伴,不仅如此,双方的外交关系还十分稳定,日本对宋朝是甘心称臣,年年纳贡,岁岁来朝,可谓是毕恭毕敬。
而在宋亡之后,日本就露出了侵略者的本性,自元朝开始,日本就开始试探着骚扰中国边境,到了明朝,倭寇成为了大明中后期较大的隐患,而到了满清末期,日本已经堂而皇之的公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因此,日本对于宋朝,是断然不可能会真正的甘愿俯首称臣的,之所以毕恭毕敬,则是暂时打不过,选择了在蛰伏中学习并壮大。
为什么日本选择要蛰伏?就是曾经悍不畏死的叫板大唐,结果被打的差点灭国。
唐高宗时期,随着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整体实力逐渐强盛,便逐渐的不安于现状,于是高句丽就怂恿着同为大唐属国的百济国挑事,先是拒绝向大唐朝贡,后又阻碍忠心于大唐的新罗国和大唐的交通与进贡事宜。
唐高宗对于百济的这种不知死活的行为大为恼火,屡次下诏威吓,但有高句丽在背后撑腰,百济有恃无恐,更加的肆无忌惮。
大唐威严岂容尔等小国挑衅?于是,本着维护大唐脸面,以及在新罗的一再请求下,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十万,出兵新罗,征讨百济。
战争的结果不必详说,在碾压性的实力之下,百济虽然是倾国来战,但还是被大唐打的屁滚尿流,就此灭国。
这件事情,原本和日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百济灭国时,百济国王子逃到了日本,在唐朝大军结束战争退回本土后,日本的心思就活泛起来。
因为在战后,新罗国接受了百济的几乎所有地盘,由此疆域扩大不少,而日本眼看没得到什么好处,就扶持逃到日本的百济国王子为王,开战了轰轰烈烈的“百济复国运动”。
公元663年8月,大唐与新罗组成联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日本以及支持百济复国的各方势力展开作战,
日本方面,共出动兵力近四万余人,战船170余艘,而唐朝方面,兵力只有两万,战船不足百艘,两者之间在兵力上,有着相当大的悬殊。
但是战争的输赢,并不完全依靠兵力多少,大唐利用娴熟的水战技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紧接着,大唐有乘胜追击,将日本以及支持百济复国的势力,彻底击败,百济全境成为唐朝的羁縻地区。
此战,彻底的将日本企图染指朝鲜半岛,并想借助朝鲜半岛为跳板,来侵扰中国的想法给击碎,让日本认识到,大唐是它需要仰视的庞然大物,深感惧怕的日本天智天皇,生怕大唐会来个返场,顺手将日本国灭掉,赶忙向大唐表示愿世代朝贡,永表忠诚。
正如被打怕了就一直会有阴影一样,日本对于中国的恐惧,就此开始,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没有再有过侵扰中国的想法和行动,反而积极的和中国来往。
唐朝灭亡后,华夏大地上经历了朝代更迭,宋朝成为了又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按说依照宋朝的军事实力,以及宋朝的对外战争中的败多胜少的战绩,日本应该趁此机会来揩油才对,但是直到宋亡,日本也没有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并不是日本改了习性,而是当时繁华的宋朝,正是日本迫切需要学习的对象。
前文提过,经过大唐时被暴揍,日本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至少是它目前无法撼动的,这个时候,日本就装起了孙子。
不仅奉大唐为宗主国,并且世代朝贡,与此同时,遣派大量的僧人以及学者前来大唐学习中原文化,并将其精髓带回日本,以此来壮大和发展。
到了宋朝,虽然宋朝的军事实力一般,但是值得称道的是,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各种发明也是层出不穷,这些先进的技术,对于日本来说,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眼稀罕。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后,日本更是如饥似渴的吸收中原文化,对于文化十分发达的宋朝,更是无比的敬佩,这么好的老师,全世界都找不到,也就暂时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同时,宋朝的经济发达,也是日本没有攻打的原因之一,在宋朝时期,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双方互通有无,甚至在日本国内,宋朝的钱币,都可以通用,足以可见当时贸易的旺盛。
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繁盛,这些都是日本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才会在宋朝时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日本的侵略性,不会因为以上的几种情况就消失,反而会对于繁华的大宋朝更加的垂涎三尺,但是,在当时,日本国内自顾不暇,让它腾不出手来有别的想法。
两宋时期,日本由原来的奴隶时代正逐步的过度到幕府时代,原本的天皇,被逐渐的架空,没有了任何的实权,取而代之的,则是武士阶层的不断崛起。
此时的天皇,对于地方上的控制力已经被大大的削弱,而武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当时日本国内的外戚干政,使日本处于一种自顾不暇的状态。
每个有一定实力的集团都在抢地盘,哪里有精力去攻打中国?各地的武士领主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被别人霸占,同时又如何霸占别人的地盘,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看不好,更别提向中国扩张了。
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也就不可能会集中力量来有所行动,至于打中国,先顾好自己再说吧。
与此同时,日本的沿海,还经常会受到来自高句丽的骚扰,并且女真族的海岛还会时不时的进行袭击,这也让日本很是头疼。
国内各大武士领主每日里争抢地盘,沿海还要自卫,自顾不暇的日本,也就根本腾不出手来对外扩张,更谈不攻打宋朝了。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当时,完全没有攻打宋朝的理由。
在唐朝时,日本之所以会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就是因为日本想在朝鲜半岛上谋取立足之地,一旦日本能够在朝鲜半岛立足,那么它就会以此为跳板,来入侵中国。
之所以非要选择朝鲜半岛,因为这里是必经之路,近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就是自东北开始侵略的。
但是到了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辽东已经不在宋朝政府的控制中了。
北宋时,辽东属于辽国的领土;南宋时,辽东属于金国的领土。
也就是说,即便是日本在朝鲜半岛能够立足,它如果想进入中国,那么迎面而来的,就是辽国和金国,必须和他们死磕,方可进入中国。
此时的宋朝,在领土上,根本不与朝鲜半岛接壤,日本即使想打,也是鞭长莫及,更可况,依照但是辽国和金国的战力,如果日本登陆,那势必会把他们重新打回海里去。
同时,日本的愿望,是谋求东亚大陆圈,那么他的敌人,至少在当时,不是宋朝,而是辽国和金国,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这一原则,宋朝和当时的日本,还算得上是准盟友。
既然是盟友,那就更没有相互攻击的必要了,尤其是日本还正需要向宋朝学习,来提升自我的大好时机。
因此,在两宋的近三百年中,日本没有对宋朝才去过军事行动,但是在元朝入主中原后,这种局面就被打破。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高丽向元朝称臣,成为了元朝的东藩,忽必烈对于不远的日本,也派出了使者,要求日本效法高丽,也要向大元俯首称臣。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时期,幕府的大权掌握在权臣北条氏手中,对于元朝的要求,北条时宗拒不接受,同时加强了边境的防御,以做战争的准备。
忽必烈之后又多次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臣服,结果日本朝廷连使者都拒绝接见,既然来文的无果,那就武力征服。
公元1274年,忽必烈发动征日战争,虽然元军在战术以及装备上,强于日军,但是由于却不擅长山地作战,无法突破日本岛崎岖的地形进入其腹地,因此在之后的战斗中,几经失利,并且在海上遭遇台风,受到极大损失,不得不偃旗息鼓,撤回国内。
不死心的忽必烈,在公元1281年,又一次发动了征日战争,但同样是因为恶劣的气候条件和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的复杂地形,最终无功而返。
就此,日本和元朝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元朝一时半会奈何不了日本,日本也暂时没有能力攻击元朝,双方只得视而不见,各自闷头发展。
但日本在镰仓幕府谢幕后,逐渐发展壮大,因为资源匮乏,便时不时的对元朝边境进行骚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之后,也曾有过征服日本的想法,但在刘伯温的建议之下,同时借鉴于元朝失败的教训,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时的大明,百废待兴,人民迫切的语言休养生息,也支撑不起巨大的战争消耗,朱元璋在效法元朝派遣使者去日本,结果却本羞辱后,不得不暂时咽下这口恶气,将日本列为“永不征讨之国”。
在明朝中后期,倭寇成为了明朝的边境大患,明朝为抵抗倭寇侵扰,也涌现出如戚继光等多名抗倭英雄。
总而言之,在经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后,以及日本在和元朝战争中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国内上下对于中国的敬畏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断增长的野心,同时在骨子里的侵略性使然下,由此开始展开了对中国的一次又一次战争行动。
总结:
日本是我国的邻邦,在历史上,日本的文化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日本对于中国的学习,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也正是这种学习,让日本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发展和壮大,拥有了和中国抗衡的实力。在唐朝时期,被击败后,马上低下头来学习成长,并且在宋朝时,更是如此,通过贸易来发展经济,提升实力,因此,才有了后来的颇具实力的日本。
平定安史之乱的四大战神?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折点,前后历时八年才被平定。在镇压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光弼、来瑱的功勋最为卓著,因此,他们也被认为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四位战神。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勾结史思明等人,发动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叛军从河北出发,一路南下,最后攻克潼关,逼近京师。
安禄山所掌握的卢龙、范阳、河东等精锐兵马与唐朝的朔方、安西、陇右等精锐兵马相互攻杀,几乎耗尽了唐朝的国力与军力。唐朝自建国以来的最大的一场危机正在悄然到来,内有藩镇兵马在割据称雄,外又有吐蕃、回鹘、南诏等劲敌在虎视眈眈。
唐朝耗时八年才将这场安史之乱镇压下去,其中多亏了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光弼、来瑱等四人的作用,但唐朝自己也已日落西山,不得不坦然面对藩镇割据的现实。此后,直到唐王朝灭亡也没有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
第一、功成名就、遭到猜忌的郭子仪
安史之乱爆发时候,郭子仪正是朔方节度使。他率领朔方军收复了河北和河东地区,多次打败安史之乱的叛乱,并收复唐朝首都。可是,由于郭子仪手握重兵,遭到唐朝的猜忌,所以多次被剥夺实权。
郭子仪历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位皇帝,一生功勋卓著,尤其是在镇压安史之乱和抵抗吐蕃入侵的过程中不遗余力,最终被封为汾阳郡王。他的儿子还迎娶了公主,家族荣誉达到鼎峰,可是郭子仪也受到朝廷猜忌,被罢免了兵权,最后只能抑郁而终。
第二、举家殉国最后却投降吐蕃的仆固怀恩
仆固怀恩早年是郭子仪的部下,在安史之乱中率领骁勇的朔方军作战,表现勇猛,屡立战功。在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有46人惨死,但他依然效忠于唐王朝。
为了取得回鹘汗国的援军,共同镇压安史之乱,仆固怀恩甚至主动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回鹘人,由此换得回鹘军队的支援,可谓满门忠烈。可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对仆固怀恩猜忌重重,并且诬陷他勾结回鹘人谋反。仆固怀恩一气之下,投降了吐蕃,招引吐蕃军队来攻,使得唐朝河西的走廊完全失陷。最终,满门忠烈的仆固怀恩死在边塞,而唐朝这才知道他的冤屈。
第三、战功第一却含恨而终的李光弼
安史之乱时,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副使,后来取代郭子仪担任了朔方节度使。李光弼率军先后参与了镇压安史之乱和浙东起义,功勋卓著,得到了唐朝赏赐的丹书铁券。按理来说,李光弼不至于落得悲惨的下场才对。
李光弼虽然擅长军旅作战,却不擅长处理政务,因此遭到朝廷宦官的排挤与打压。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人掌权,借口李光弼图谋不轨,让他入朝认罪。李光弼手握重兵,因为害怕被杀而不敢上朝,只能割据一方,所以人们真的以为他心怀不轨,李光弼声名受损,最后在徐州含恨而终。
第四、勇猛无敌却被无情冤杀的来瑱
来瑱是安史之乱后被唐朝冤杀的名将,死得最惨。来瑱出身于军人世家,原本是唐朝西域(安西都护府)地区的将领,镇守安西四镇多年,经常与吐蕃军队作战。
安史之乱爆发后,来瑱奉命抵抗叛军入侵,他治军严厉,杀伐果断,令三军闻风丧胆,因此被称为“来嚼铁”,意思是啃不动的铁块。安史之乱中,来瑱杀了很多叛军,手上沾满了鲜血。可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并不信任他,反而忌惮他手握重兵,当时正好有人诬告来瑱想要谋反。来瑱先是被朝廷剥夺官爵,然后被下令处死,尸体被扔在土沟里腐烂,他的门客全部逃走了,最后还是一位部下给他收尸。
纵观整个安史之乱,为唐朝镇压叛军最得力的将领中,唯一能够善终的大概也只有郭子仪了。经历过安史之乱后,唐朝再也不信任掌兵的武将,可是朝廷对于那些真正拥兵作乱的武将没有办法,只能拿一班忠臣开刀,实在是飞鸟尽,良弓藏。
像李光弼、仆固怀恩、来瑱等人,均是受到了迫害,皇帝对他们猜忌重重,而朝廷却对那些参与过安史之乱的叛军非常的宽厚,甚至还册封了所谓的“河朔三镇”来安抚安史叛军的情绪,从而埋下了后来一百多的藩镇割据之乱,也直接反映出了唐朝中后期对待功臣的苛刻、对叛军的纵容以及朝廷的腐败问题。
如何评价日本新年号「令和」?
谢邀@悟空问答。
小哥出品,必属精品。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强国,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关注,据相关媒体报道,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宣布退位,皇太子在2019年5月1日0点,正式登基,启用新的年号,也就是“令和”。
要评价“令和”这个年号如何,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日本的“年号文化”,再探究“令和”一词的寓意。
日本年号的前世今生。
中文的年号在日本被称为元号,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汉朝。据《日本书记》的记载,日本最早的元号出现在645年“大化改新”时,当时以“大化”作为年号。在7世纪中后期,断断续续出现年号的记载。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宝”,此后,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被沿用至今。
日本历史能追溯十万年,但是这是以日本列岛出现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前期为起点开始计算的。以这种标准,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50万年前。
而所谓五千年中国,是指中国文明史,由于史记载仓颉于黄帝时代造字,故以黄帝为起点纪五千年,国际学术届则以商朝以前的文字没有考古学证据,认为足以明证的中国文明史为3500年。以这种标准,日本历史以神话中天皇的起点——大和王权为始,至今两千余年;学术而论,则是以飞鸟时代大化改新为始,至今1400余年。
也就是说,日本“年号文化”在日本的历史中,也不过一千多年时间,而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中,日本年号文化也是经历了断断续续的发展。
日本年号的选取标准。
日本年号作为日本历史固定的纪年方式,在选取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考究。
第一:寓意。
年号的寓意非常重要,比如在古代,寓意以“和平”为主。随着社会的进步,寓意以“幸福,安康”为主。而新世纪,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全新的形象,比如“明治”,而日本新年号“令和”也被予以全新的内含,日本民众表示,新年号有望给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带来转机。
第二:选取标准。
据媒体报道,日本内阁成员铃木洋仁认为,日本选取年号应该遵从七个标准,分别是:
1、年号的意思符合国民的理想;2、字数为2个汉字;3、容易书写;4、读音方便;5、至今为止既没有作为年号被使用也不是谥号; 6、不是日常俗事(所使用的名词);7、新年号要回避英文首字母和明治以来发音相同的字,“M·T·S·H”(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日本年号选取的常规参考文献。
日本的年号由来已久,时至今日,明仁天皇年号“平成”,已经是第247个年号了,那么,在古往今来众多日本年号中,它们的选取自那些文献呢?
据资料,日本历代的247个存档的年号里,可追溯的纪录绝大部分的典故取自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从中国的《尚书》中取字的有37次;其次是《诗经》,一共15次。近期的“平成”和“昭和”,引用的就是尚书里的“地平天成”以及“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纵观日本以往的年号,用“平”字和“和”字的频率是最高的,而日本第248个年号“令和”,“令”字为首次出现,而“和”字则出现多达20次。
《诗经》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日本年号“令和”选取文献参考。
据日本学者介绍,“令和”两字出自《万叶集》中《梅花歌并序》的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谷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从某一方面来讲,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这部著作成书于公元4世纪至公元8世纪中叶,是由多人编撰而成的一部作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日在记者会上就新年号“令和”表示,“蕴含了在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官邸回答媒体提问称:“希望敲定与洋溢希望的新时代相连的新年号。”
日本新年号的猜想。
日本首次启用选自日本文化典籍中的名词作为新的年号,这被很多人看来是日本文化的一次进步,因为长久以来,日本文化依赖于中国文化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日本文化面对可能被同化的风险,重新审视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而宣传推广,这也被大家认为是日本“去中国化”的一种体现。
外蒙古历史书是怎么描写元朝的?
外蒙古历史书是怎样描写元朝,肯定要比我国看得更认真,毕竟人家元朝是蒙古国曾经的辉煌,元朝虽然有《元史》做为支撑,明太祖朱元璋亲命宋濂,王炜等撰写,共210卷,历时331天,主要以前代史记载为依托,这也是传统,就如元朝命人撰写《宋史》,《金史》,《辽史》,宋及五代撰写《唐史》一样,说明明继承元得天下。
元朝从1272年/uploads/title/20231208/6572bf7c715f3.jpg1368年之间算作一个过去式的朝代,而时至今日,蒙古国却钟情于元朝那段历史,在大街小巷都有元太祖铁木真的画像和雕像,画像以忽必烈时期礼霍孙所绘为蓝本,明代为副本,一直作为人们心中成吉思汗形象,雕像代表作有40米高,二百五十吨不锈钢打造的成吉思汗雕像,下面有三十六根圆柱支撑,象征有成吉思汗之后三十六个大汗,还有陈列蒙元时期文物的博物馆。在馆内,有象征蒙元权利象征的苏鲁锭,还摆设有代表蒙古帝国辉煌的哈拉和林城复原图,所以他们急切想找到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文物,毕竟人家把自己的本国史最早追溯到八百年前,就是所谓的1206年。
所以至今蒙古国也很少把成吉思汗称作元太祖,法天启运皇帝。而更确切的称之为蒙古尊号成吉思汗,意思为海洋之汗,所以也就等于废除了忽必烈建元改革的这一套中原方式追谥的传统封号,也尽而把成吉思汗变成了游牧的皇帝。
其实这也不觉奇怪,在元朝北退后,明朝北方蒙古高原又开始返回了游牧体制,出现了鞑靼,瓦剌两大集团,摒弃元朝的皇帝,太师,太保,改为可汗,那颜,到达延汗时更是推得很彻底,所以蒙古和中原自蒙元结束后,一直分道扬镳。沿着长城为分界线,南方耕地与北方游牧以此化为界限,蒙古高原仍按着自己程序走,走过漫长清朝也没有受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蒙古国虽然受苏俄影响,实际上仍延续蒙古原有的制度,还是以游牧业为主的国家。
虽然话题这么说,把蒙古国很钟情于成吉思汗时代,而对成吉思汗之后的时期却很淡化,也包括忽必烈大元。但是蒙古国一定程度上也把元朝视为蒙古帝国的辉煌,尤其以现代意义上的我国边境与它之间的彼此之分的关系,认为元朝统一天下是对蒙古为代表的游牧草原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彻底征服,而且是第一次。事实如此元朝蒙古出现之前,从秦汉的上升到两晋南北朝的衰落,唐朝鼎盛,再到宋朝的劣势,北方游牧及游猎民族取代北方,却没有对长江以南的晋宋得逞,而蒙元却实现了。
这也正是外蒙古值得骄傲的原因,认为它的延续就是游牧民族政权的胜利,承继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的凝缩,他们之所以把这些列为自己朝代也是有他的道理。而对于元朝而言,蒙古国自然会把它看得很重要,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第二代雄才帝王,他们也是认可的,谁怪乎它们也曾是北归的元朝拖雷系一部分。
为此蒙古国也会把留下的畏兀字体《成吉思汗法典》看成他们国家的启示制度,《蒙古秘史》汉语版和《元史》也被他们收藏是描写本民族的一部历史宝典。为此他们自然会把蒙元的辉煌示为自己过去的辉煌,这一点在中国学者面前也是毫不避讳的问题,在忽必烈以前,成吉思汗到之后的所谓的1206年到1260年之间,蒙古帝国中心在外蒙古核心地带,今额尔德尼召,首都乌兰巴托东北不远,这一时期不同元朝很不稳定,帝国正是蒸蒸日上,四面膨胀时期,那时统治者仍延续成吉思汗留下的制度,和不断完善发展,有自己的一套较全面的游牧体制,而汉法则是补偏救弊。
所以实际上这一时期恰恰和元朝是分水岭,外蒙古这也认为也是情有合理。元朝虽然政治中心南移,可是元朝统治者仍未放松对龙兴之地的重视,设立岭北行省,以和林路为主,驾驭原蒙古各部,这也为后来北退保存实力打下基础。外蒙古肯定也不忘元朝的功劳,怀念那一段的辉煌史,在明后期与清之际总想复制元朝,可是难以复制,达延汗复兴和林丹汗复兴还有噶尔丹都想图志。所以蒙元至今虽然是一个朝代,可是它在外蒙古情节很深,因为这它牵扯正是本民族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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